54與64

五四運動與六四運動都是一脈相承，其原因是他們所追求的都是民主。

自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知識份子不斷追求民主與科學。當時的民主有兩個函 義，人民參政與個人解放，這裡的個人解放不單是政治的解放，也指社會解放，經濟解放，文化解放。這種思想是受到當時的西方啟蒙思想所影響。當時魯迅希望建 立以人為本的社會，提倡人的文學，更要重建中國文化，建立一種應有的國民性格。同時魯迅與胡適等人都明白民主制度需要普及教育，讓國民先懂得思考，才能夠 為自己做出理性的抉擇，否則只是空有民主制度而沒有民主精神。

１９１９年的中國外有列強的入侵，內有軍閥割據，改造國家的事業變得刻不容 緩。由於當時的西方文明代表先進，東方文明代表落後，中國知識份子對西方的民主制度與科學觀產生了一個烏托邦。他們期望兩者能把所有問題都解決，但忽略了 實際執行民主制度的瑕疵，忽略了科學主義其實不是萬能。邱吉爾曾說，民主制度不是什麼好制度，只不過它比人類所能想到的其他制度要好些。因為他知道民主制 度的缺陷，避免存有幻想，但也同時提醒我們它的珍貴之處。

當時的大部份知識份子認為民主制度可以橫空出世，但不知道有其歷史條件，譬如中 產階級，普及教育，有利於民主思想的傳統與政治文化。可惜直到今天，雖然國民生產總值不斷攀升，但個人的資產仍然缺乏保障，中產階層缺乏安全感，教育普及 高了但缺乏獨立思考，保障人權的意識近年才有所改善。可見這些歷史條件仍然不完備。

當時五四運動中，反傳統的意識非常高漲，希望徹徹底底 把中國更新，完全西化，全面放棄傳統，甚至丟掉中文字，全面拉丁化。其實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期，也曾出現類似的方案，他們首先減少日文內所使用的漢字，然後 把所有日文拉丁化。最終，他們當然是失敗了。除此之外，日本的國家現代化非常成功，讓中國學者非常感到興趣。因為日本是受中國文化薰陶的國家，德川幕府時 期仍然深受儒家思想影響，在現代化過程中沒有放棄傳統思想，他們的集體民族性格與傳統文化也在建立民主制度發揮了作用，所以這些都可以成為中國現代化與民 主化的借鏡。

其實傳統是丟不了，隨著時間的推移，新的傳統自然會誕生。昔日中華文化傳統被黨文化所取代。這種高舉唯物主義的文化忽略了人 性與人類精神價值。當日欣然接受，是受到蘇聯十月革命的影響，而後來蘇聯主動取消不平等條約，西方的科學主義／科學定命論與唯物主義非常盛行，加上中國知 識份子不自覺地追求高整合性的思想，他們一下子投進馬克思主義與唯物主義的懷抱。可惜，這些思想不能有效地為中國人建立人文價值。即什麼為人，國民應該有 怎樣的素質。到頭來，未能解答五四運動所要解決的價值問題。經過文化大革命的瘋狂洗禮，全國陷入混亂，什麼優良的傳統文化文明建設都一掃而空，人類的醜惡 盡現眼前。價值真空的程度與西方現代化所出現的價值真空有過之而無不及。潛規則成了眾人的規則，金錢成了價值的標準。為什麼會這樣？其實多少是因為對和平 的學運採取血惺的鎮壓，使國民的心靈窒息了。

當年的五四運動是被環境逼出來，六四學運也是環境逼出來的。１９８９年，改革開放面對政治體 制問題，價格雙軌制度缺乏民主監督導致官方倒賣嚴重，由於缺乏權力分立導致腐敗嚴重，兩者導致經濟與社會問題非常嚴峻。於是當改革派胡耀邦逝世，北京學生 籍著悼念胡耀邦而發起示威，要求推行民主。大學學生自覺地以人民英雄紀念碑下設立指揮中心。為什麼呢？因為人民英雄紀念碑的雕刻內容就是當年五四運動在天 安門的情況。他們自覺地認為自己延續五四精神。

後來，新聞界加入示威行列，要求新聞自由。青島，南京，上海，天津，西安，長沙，廣州，香 港都有大型示威。參與示威的各階層人士都有，規模比五四運動的示威還大。當外地愛國人士所籌募的款項慢慢輸入內地，便被當作勾結外國勢力。曠持日久的示威 活動被當作有組織的反黨活動。趙紫陽勸告學生停止絕食本來十分有效，學生應該有機會全面撤出天安門廣場。可是當新加入的人士受到學生的感染而加入絕食，為 學生運動再次注入動力，導致學生錯失光榮撤出的機會，間接導致慘劇的發生。

溫家寶接受CNN專訪

---

---

當年的他與羅幹陪同趙紫陽一起探訪在天安門示威的學生.....

趙紫陽的錄音內容

以下內容摘自趙紫陽的錄音(下載第一部分, 下載第二部分, ....)

6月3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裡乘涼，聽到街上有密集的槍聲。一場舉世震驚的悲劇終於未能避免地發生了。

“六四”悲劇三年後，我記下了這些材料，這場悲劇已經過去好多年了。這場風波的積極分子，除少數人逃出國外，大部分人被抓，被判，被反覆審問。情況現在應當是非常清楚了，應該說以下三個問題可以回答了：

第一，當時說學潮是一場有領導，有計劃，有預謀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現在可以問一下，究竟是什麼人在領導？如何計劃，如何預謀的？有哪些材料能夠說明這一點？還說黨內有黑手，黑手是誰呀？

第二，說這場動亂的目的是要顛覆共和國，推翻共產黨，這方面又有什麼材料？我當時就說過，多數人是要我們改正錯誤，而不是要根本上推翻我們的制度。這麼多年過去了，審訊中得到什麼材料？究竟是我說得對還是他們說得對？許多外出的民運分子都說，他們在“六四”前，還是希望共產黨往好處改變。 “六四“以後，黨使他們完全絕望，使他們和黨處在對立的方面。在學潮期間，學生提出過很多口號，要求，但就是沒有提物價問題，而當時物價問題是社會上很大的熱點，是很容易引起共鳴的。學生們要和共產黨作對，這麼敏感的問題他們為什麼不利用呢？提這樣的問題不是更能動員群眾嗎？學生不提物價問題，可見學生們知道物價問題涉及改革，如果直接提出物價問題動員群眾，實際上要反對改革，否定改革。可見不是這種情況。

第三，將“六四”定性為反革命暴亂，能不能站得住腳？學生一直是守秩序的，不少材料說明在解放軍遭到圍攻時，許多地方反而是學生來保護解放軍。大量市民阻攔解放軍進城，究竟是為了什麼？是要推翻共和國嗎？當然，那麼多人的行動，總有極少數人混在人群裡面攻打解放軍，但那是一種混亂情況。北京市不少流氓，流竄犯乘機鬧事，那是完全可能的。難道能把這些行為說成是廣大市民，學生的行為嗎？這個問題到現在應當很清楚了。

以上幾點，就是說明1987年中央領導班子改組，胡耀邦辭職以後，面臨著一個聲勢浩大的反自由化運動。在這種情況下，不反是不可能的。當時有一種很大的力 量，要乘反自由化來大肆批判三中全會的路線，要否定改革開放政策。而我如何頂住這股勢力，如何把反自由化運動控制起來。不使擴大化，不涉及經濟領域，盡量縮小範圍，盡量減少一些思想混亂，這是一個方面。再一個方面就是對人的處理的問題。要不要處理人，傷害人。如何少處理人，不過多傷害人，這也是我當時面對最頭痛的問題。

反自由化以來，一些老人們勁頭很大，極左勢力也很大，想要整很多人。鄧小平一向主張對黨內一些搞自由化的人作出嚴肅處理。王震等其他幾位老人也是如此。鄧力群，胡喬木等人更是想乘機把這些人置於死地而後快。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在這次反自由化中盡量少傷害一些人，保護一些人，即使沒法避免也力求傷害得輕一些，這是一件比較麻煩的事情。一開始，在製定中央四號文件時，為了少傷害一些人，對如何處理在反自由化中犯錯誤的人作出了嚴格的規定。文件提出：需要在報刊上點名批判和組織處理的，只是個別公開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屢教不改而影響很大的黨員，並且應經中央批准。還指出，對有些持系統錯誤觀點的人，可以在黨的生活會上進行同志式的批評，允許保留意見，採取和緩的方式。我在宣傳部長會議上和其他場合還講了在思想文化領域要團結絕大多數人的問題，指出包括有這樣 或那樣片面錯誤觀點的人都要團結。我還指出，在從事思想理論文化領域工作的黨員中，既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又熱心改革開放的人固然不少，但也有些人擁護四項基本原則，而有些保守僵化，也有些人熱心改革開放，而講了些過頭的話，出格的話。既不要把前者看成是教條主義，也不要把後者看成是自由化分子，都是要教育團結的人。我當時有意識地強調反自由化時把有點自由化錯誤的人和有點僵化保守的人，都說成屬於認識上的片面性，就是為了盡量避免或少傷害人。

但是，我們已經實行了三十多年的社會主義，對一直遵循傳統社會主義原則的中國人民，究竟應該給個什麼說法呢？一種說法是，中國社會主義搞早了，該退回去，重 搞新民主主義;一種說法是，中國未經資本主義發展就搞社會主義，現在應當進行資本主義補課。這兩種說法雖然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是必然會在理論上引起很大爭論，很可能在思想上造成新的混亂。特別是這樣的提法不可能得到通過，搞得不好會使改革開放事業遭到夭折，因此不能採取。我在1987年春季考慮十三大報告 時，很長一個時期就考慮這個問題如何回答。在思考過程中我越來越覺得“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提法最好。它既承認，肯定了我們已搞了幾十年的社會主義的歷 史，同時由於它是個初級階段，完全可以不受所謂傳統社會主義原則的約束，可以大膽地調整超越歷史的生產關係，從越位的地方退回去，實行適合我國社會經濟水 平和生產力發展需要的各種改革政策。

也許有人會問，你過去在地方工作，怎麼對經濟改革發生興趣？我認為中國經濟必須改革，雖然那時我也看過一些東歐經濟改革的書，但出發點不是為了改 革而改革，主要的是我認為中國的經濟弊端太多，人民付出的代價太大，效益太差。但弊端的根本在哪裡，開始也不是很清楚。總的想法就是要提高效益。來北京 後，我對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明確地不是為了追求產值多少，也不是要把經濟發展搞得多快，就是要在中國找到一個如何解決人們付出了勞動，而能得到相應的實 惠的辦法，這就是我的出發點。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經濟增長2-3 ％就不得了了，而我們經常增長10 ％，但人民生活沒有得到改善。至於怎樣找到一條路子，我當時觀念裡沒有什麼模式，沒有系統的主張。我就是希望經濟效益好，有這一條很重要。出發點就是經濟 效益好，人民得到實惠。為了這個目的，摸索來，摸索去，最後就找到了適合我們的辦法，逐漸走出了一條路。

當然將來哪一天也許會出現比議會民主制更好，更高級的政治制度，但那是將來的事情，現在還沒有。基於這一點就可以說，一個國家要實現現代化，不僅 要實行市場經濟，發展現代的文明，還必須實行議會民主制這種政治制度。不然的話，這個國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場經濟成為健康的，現代化的市場經濟，也不可能 實現現代的法治社會。就會像許多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出現權力市場化，社會腐敗成風，社會兩極分化嚴重的情況。

現在回想起來，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實在不容易，阻力很大，顧慮很多，很多無名恐懼，給要做這些事的人帶了很多帽子。改革開放，尤其是開放很不容易。 一涉及到與外國人的關係，總怕喪權辱國，怕自己吃虧，說“肥水不流外人田” 。所以我常給他們講這個道理：外國人到中國投資，他們本來就很多顧慮，我們的政策這樣不穩定，應該說有很多風險，要怕的應該是拿錢進來的外商，我們中國政 府有什麼可怕的呢？

(資料來源)

20年紀念

90年前的五四運動(第3部)

五四運動除了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人撤職外，還對中國產生甚麼作用？

其實有很多方面，譬如為了組織運動與聯合學會，男女學生被一視同仁，在會議與籌畫中平起平坐，已經打破了當時的傳統。

大學學生為了宣揚新思想，興辦很多免費的平民夜校，也是一個突破。

第一次讓群眾明白社會運動能夠為社會帶來改變，而各地大學學生建立更緊密的組織。

五四遊行後，出版活動非常活躍，短短八年間中國雜誌出版種類增長至三倍。特別是白話文的書籍多如雨後春荀。


新思想從外國大量湧進，譬如自由主義、實證主義、經驗主義、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等等，激發了國民對改造社會的熱情。可是大部分民眾對這些思想缺乏認識，難以深入批判，於是很多思想容易流於表面。對於如何利用這些思想來改革當時的社會，學生教師仍然是意見不一。



這 樣在新文化運動下統一起來的團隊在面對社會問題時，慢慢出現分裂。有些認為社會問題複雜，難以一步登天，要求以一步一步方式解決實際的社會問題。有些認為 社會問題牽連甚廣，難以頭痛醫頭，需要大刀闊斧的改革。其實，很多學生為了爭取更大的自由而避免討論政治，討論焦點集中在社會、文化、文學方面。確立政治 制度的理論基礎卻久久未能建立。

１９２２年，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後，主動對中國取消不平等條約，讓當時中國民眾對她產生強烈好感。學生教師也開始傾向唯物實證主義、社會主義。

隨著二次大戰和內戰的發生，社會的言論自由慢慢凋謝，思想的蓬勃發展也成了歷史。到了今天，賽先生健在，不知道德先生何時安好。


參考書籍

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
作者：周策縱
出版：江蘇人民出版社
ISBN： 9787214017796
出版日期： 2005-07

周策縱（1916年1月7日－2007年5月7日）出生於湖南祁陽，逝世於美國三藩市，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東方語言系和歷史系終身教授，國際著名紅學家和歷史學家，他特別專門研究五四運動。[wiki]

有關書目
http://literature54.culture.gov.tw/C_2_5.html

（９０年前的５４運動(part 2)）
（９０年前的５４運動(part 1)）
（８９年前的５４運動）

90年前的五四運動(第2部)

上文說到，由安福俱樂部所把持的北洋政府不分青紅皂白把其他愛國國民都列入反對勢力。

當北京大學，法政專門，高等師範的學生在５月１日知道二十一條款，他們馬上決定在５月３日晚上召開大會，討論５月４日遊行的目標，路線安排。在會上，他們表現激昂，如果不決定遊行，學生便可能會自殺。

北洋政府當晚知道了學生遊行的消息，便要求北大校長在5月4日的早上勸告北大學生不要遊行。可是，北大學生意志堅決，遊說無效。


5 月4日上午10時，３０００學生在天安門集合，開始遊行，要求撤換親日的交通總長曹汝霖、貨幣局總裁陸宗輿和駐日公使章宗祥。他們遊行秩序良好，經過各個 外國領事館，都入內請願要求外使支持，可是當天是星期日，領事館接收請願信後翌日以書面回覆。遊行隊伍到了曹汝霖的住宅，突然面對大量軍警的驅趕，情緒有 點失控。於是發生了軍民衝突，學生闖入曹宅。軍警給予鎮壓，並逮捕了學生代表32人。

由於事件受到廣泛關注，各界人士給予關注和支持，抗議逮捕學生，北京軍閥政府頒佈嚴禁抗議公告，大總統徐世昌下令鎮壓。次日，學生聯合會成立。 5月5、6日北京總商會為學生被捕事開緊急會議，決以實力贊助學生。後來軍警駐守總商會阻止他們召開會議。

其他學生為了支持監牢中學生，不斷在街上演講。軍警不斷逮捕，學生便準備食物床被。後來監牢爆滿，北洋政府把某些大學改作監牢用途，導致更多各省市國民不滿。


期間，日本外使向北洋政府抗議學生行動，學生便把焦點從抵制日貨轉為支持國貨，對日本的商貿造成影響。後來學生要求各市舉行罷課，罷市。天津、上海、濟南、長沙、南京、杭州、開封、南昌、寧波、廈門、蕪湖、蘇州、常州、鎮江、無錫、揚州等地陸續響應。6月5日上海工人開始罷工，後來天津、唐山、九江加入罷工運動。

交通總長曹汝霖、貨幣局總裁陸宗輿、駐日公使章宗祥一起被稱為「賣國賊」。最後，北洋政府無法抵抗，於1919年6月10日把三人撤職替罪。

（待續）

（９０年前的５４運動）
（８９年前的５４運動）

90年前的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對很多學生來說是一個遙遠的歷史課。沒有很多學生願意理解什麼是五四運動。他們不理解９０年前的５月４日學生遊行示威的目的。以往很多學者研究五四運動精神，為什麼遊行示威也有這麼研究課題？

１９１９ 年之前，中國境內仍然充滿外國人的租界和軍閥割據的地盤，清朝滅亡但民國制度仍未能好好建立，軍閥鬥爭不斷，現代經濟基礎薄弱但卻面對外國競爭，人民活於 水深火熱中，舊的科舉被廢除，新的政府招募制度混亂。在海外學習新思想的學生回家見到傳統纏繞著整個社會和國家，新的價值觀沒有因應國體的轉變而建立。因 此，無論是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出現了嚴重的問題，學生自然產生強烈的尋找出路的願望。

自從尊重學術自由的蔡元培擔任了北京大學的校長，當 時有很多只想做官不做學問的人，但他在很短時間改革了北京大學的制度，掃除不做學問的人，從不同領域聘請認真做學問的人，譬如陳獨秀及胡適等。頃刻學術自 由風氣大盛。各種新舊思想在北京大學內百花齊放。民主自由，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都自由地散播。促使其他北京的高等學校仿效。

以前中國洋務運動失敗代表經濟未能現代化，海外留學生認為需要文化上的改革，希望利用民主（德先生）、科學（賽先生）來改革社會。他們希望白話文讓大眾溝通無障礙。這些活動統稱為新文化運動。其口號是：
1. 提倡民主，反對專制、獨裁。
2. 提倡科學，反對愚昧、迷信。
3. 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
4. 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

為了有效地傳播新思想，海外留學生都回到中國籌辦各大學會組織，辦雜誌，辦報紙，搞講座，翻譯外國著作等等。

當 時日本利用金錢在中國建立自己的勢力，北洋政府的幕後勢力也依靠日本來支持，北洋政府的政策自然是親日。當這些北京的學生面對北洋政府的親日政策，自然忿 忿不平，當揭發了二十一條款更是非常憤怒。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首次以戰勝國出席巴黎和會，但是因為北洋政府卻早已與日本秘密簽了協議出賣了山東 半島。學生曾懇求美國出手幫助中國拿回山東半島，導致中日秘密協議暴光，讓學生憂憤萬分。試問怎不能不示威遊行、請願、罷課、罷工、抵制日貨來公開抗議 呢？當時，他們的行動得到了商家民眾同情與支持。


這場愛國運動結合新文化運動產生了化學反應，加上北洋政府錯判形勢，把一般商人民眾推向反政府陣營。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