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二十五周年

於維多利亞公園所舉行的紀念儀式已經到了二十五周年。參與和主辦的憑著一點良知堅持到今天。大家都追求社會公義和民主。多年來的紀念儀式已經成了香港的標誌，但並不是追求社會公義和民主的唯一方法。要知道，重複做事而妄想有新結果是傻的。

集會的其中一個口號是建設民主中國。可是除了喊口號，二十五年來還做了什麼？若非改革，便是革命。橫貫世界歷史，英國花了500年從立憲到憲政，德國用了60年來推動憲政，日本用了20年來實現現代化。可惜，中國自1906年到今日仍然沒有憲政。108年呀！

為何？民主皆不是中日文化本來有的理念。其本因是學習能力和開明態度。日本習慣學習。唐朝時學習中華文化，200年前學習西方文化。學習荷蘭人的醫術，德國的軍事。可是中國自元朝卻日漸保守。縱使唐朝有很多外國人居住、外國食物、外國服飾、外國娛樂。宋代有四大發明。自元朝，菁英殆盡，全國成奴。心思都在元曲。社會、政治、哲學、科學、教育和航海的發展自明朝終止。發展萬萬不及先秦時期百家爭鳴。清朝的學術發展墮落到只有考據學。流失大量古代智慧和知識的同時，反而歐洲的教會協助傳遞知識。有些人認為佛教傳入中國代表中國有包容的文化，但不知道佛教傳入中國後需要扭曲部分觀念，才能得以傳揚，以免衝撞中國傳統家庭觀念。外地文化傳入最後都只是強化本身文化，而非改進自身。最多只是輕微改良老庄道學。談不上促進整體文化發展。若你研究打醮，便發現道教、佛教和其他宗教儀式一應俱全。所有儀式只是工具，完全忽略是否合理，是否統一。

學習能力有兩個方面。其一，像職業培訓，學習工藝知識。其二，像學術研究，通過實驗和論證，創造新知識。中國長時期以不斷嘗試來磨練工藝，卻誤用來作新舊之間取捨。當社會愈來愈複雜，超越了新舊模式，便無法處理問題。大部分君王都是依靠一些如周易和五行學說等道德觀念來管理天下。當現象不符理論，便以為子民缺乏教化，而不認為理論有缺憾。從所謂疏不破注，便可見他們故步自封。於是政令推行時，竄改報告掩飾錯失，也會用來奉迎君王所信奉的學說理論。從人口紀錄，準確率比日本低很多，便知情況有幾嚴重。時至今日，也是如此。禁制上訪，製造和諧假象。

學習能力低，也可能源於古代已經崇尚直觀和頓悟有關。缺乏學習和思考方法，依靠天人感應。哲學推論不足，或者推論起點太高，導致後繼無人。中國哲學家數目和諾貝爾得主跟人口比較是不成比例。這跟開明程度有關，加上文化的複雜性，文化惰性更強。

可知道，民主不只是政治制度，也是生活方式，是文化一員。人民需要相信制度背後的宗旨，才能運作得宜。這不是功利主義者的習慣。需要思考模式的轉變。歷史告訴我們中國大陸沒希望。沒有比政府更強大的改革動力。因此香港民主化不能依靠中國大陸的民主化。

維園集會的第二個口號是平反六四。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失敗後，貪腐集團更有財有勢，成了今日社會支柱。社會道德淪喪，精神支柱消失，毫無歸屬感。沒有是非，只有財勢，專制社會牢固不破。歷史教訓不斷重複。抱著文明國度中的西式社運來追求平反六四，而缺乏其他策略部署就是傻的。

除了喊口號，可做什麼？首先要認清自己身分。香港人講英語，講廣府話。相信孝道，人文關懷。相信禮義廉恥，相信理性、公義、法治、民主。比中國大陸人，香港人揉合華夏和西方文化。可惜移民潮和主權移交後，菁英外流，社會發展停滯不前。華夏文化的深層問題懸而未決。重修華夏文化，鞏固兩大基石之一；結合西方憲政，使之現代化。從而建立歸化香港計畫，抵抗千瘡百孔的國民教育。從而建立政策設計準則，以復興本土經濟，吸引海外人才，抵抗經濟全球化的風險。要強化香港為華夏文化中心，以文化和社會制度來建立自己長遠優勢。

(English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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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華夏文化迷思
2. 華夏文化的愛與痛
3. 華夏文化迷路

香港名人錄一

孫中山

孫中山早年曾受中國傳統教育，在香港西醫書院第一名畢業，期間認識西方世界較深，通曉粵語、官話、英文、日語。曾上書李鴻章，要求滿清朝廷改革。後因清朝積弱不振，於中日甲午戰爭時，在檀香山加入由楊衢雲創辦之中國第一個革命團體興中會，後在東京合併改組為中國同盟會，擔任總理。倫敦蒙難使其聞名中外，多數外國人視其為中國革命領袖。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前，孫曾在美國收到黃興匯款電報，而辛亥革命主要由中國同盟會中部機關部湖北負責人居正主導下，由受革命思想啟發之新軍團體「文學社」社長蔣翊武與同盟會會員組成「共進會」孫葆仁發動起義。起義爆發隔天，遊說英、美、法、德政府與四國銀行團，要求列強保持中立與終止對滿清貸款，並且支持中國革命。歸國後被多數革命者認為他聲望與能力足以成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領導人，因此被選為臨時大總統。

伍廷芳

伍廷芳，清末民初外交家、法學家、書法家。他是首位取得外國律師資格的華人，也是香港首名華人大律師和首名華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之後回中國從政，是中國近代有名的外交家。三歲時隨父親回中國廣州芳村定居，在廣州讀書。十四歲時在親戚陳藹亭陪同下往香港求學，在聖保羅書院就讀，畢業後於1861年任香港的高等審判庭、地方法院等的翻譯。1860年，創辦中國第一份中文報紙《中外新報》和《香港華字報》。1882年10月底，伍廷芳離港北上，到天津接受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的邀請，任法律顧問，成為李鴻章的幕僚。其間曾參與1885年中法新約、1886年長崎事件、1895年馬關條約等的商議，擔任馬關條約換約全權大臣。亦曾任中國鐵路公司總辦等職，創辦中國歷史上第一條經政府批准興建使用的鐵路唐胥鐵路。1911年辛亥革命後，伍廷芳支持革命，上《奏請監國贊成共和文》、《致清慶邸書》，於12月的南北議和中代表南方政府，出任民軍總代表。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建立後，任南京臨時政府司法總長。1919年，任廣東省省長及後一路追隨孫中山。1921年孫中山於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伍任外交部部長，兼財政部部長、廣東省省長；更曾一度任代行非常大總統。

王寵惠

王寵惠，廣東東莞人，生於香港。中華民國政治家、外交家、法學家。歷任外交總長、司法總長、國務總理、代理行政院院長、中華民國第一任司法院院長、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等職務。14歲時入天津北洋西學學堂二等學堂（今天津大學前身）法科預科。1900年（光緒26年）畢業獲欽字第一號考憑，為中國第一個獲得國內大學（或專科、大學預科）文憑者。此後他任上海的南洋公學教官。1901年，他留學日本學習法律、政治。在日本，他發起成立國民會，並任《國民報》英文記者。1912年1月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他被任命為外交總長。袁世凱死後，他就任法律編纂會會長。1920年他任大理院院長、北京法官刑法委員會會長、法理委員會會長。他和胡適等人在《努力周報》上共同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說明憲政的實行需要有好人組成政府（「好人政府」）。1922年11月，財政總長羅文幹被總統黎元洪命令逮捕，王寵惠內閣上台不久就倒台了。1923年，他任海牙常設國際法院法官。

楊衢雲

楊衢雲，廣東東莞出生，中國近代革命家，1890年於香港創立最早的革命組織輔仁文社，創辦興中會且為首任會長，負責策劃廣州起義。1901年在香港遭清政府派人刺殺。

陳言

陳言，字善言，號藹亭，廣東新會人，清末報業家、外交官。曾任香港裁判處通事（譯員），香港《德臣報》翻譯、副主筆。1871年，在親戚伍廷芳、何啟等幫助之下，他以《德臣報》中文版名義創辦《中外新聞七日報》。1872年起獨立發行並改名《華字日報》。1878年出任清廷駐美國使館參贊，旋調任駐古巴領事（兼駐馬丹薩）。1884年起改任駐馬丹薩領事。1886年升任駐古巴總領事，1893年離任。

晏陽初

晏陽初，中國平民教育家和鄉村建設家。是中國平民教育的先驅。四五歲時開始到父親開設的塾館念書，接受啟蒙教育。十三歲時，進入內地會傳教士開辦的天道學堂讀書，1906年畢業，經校長推薦到成都華美高等學校學習。1910年，因對華美校風的不滿而退學，在成都一中學任英語教師。1911年結識了英國青年傳教士史文軒，協助他創辦輔仁學社。同年9月因保路運動爆發而返回巴中，在巴中中學擔任英語教師。1912年夏天，晏陽初返回成都繼續在輔仁學社工作，同年年底他接受史文軒的建議，赴香港深造。1913年他順利考取香港聖保羅書院，並獲得該校英王愛德華七世獎學金。1916年同年他入美國耶魯大學攻讀政治學與經濟學，後獲學士學位。在耶魯大學求學期間，晏陽初還曾經受教於塔夫脫和威爾遜兩位美國前總統。1920年，晏陽初在普林斯頓大學研究院獲碩士學位。回國後他首先在上海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智育部主持平民教育工作，期間編製刊行了《平民千字科》等教材。1922年晏陽初發起全國識字運動，號召「除文盲、做新民」，3月他轉到湖南長沙組織平民教育討論會，並在長沙推行他的《全城平民教育運動計劃》。1923年在北京，成立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周壽臣爵士

周壽臣爵士，香港島黃竹坑新圍人，晚清高級漢族官僚，20世紀初期香港政商界著名人物，曾於1918年參與創立東亞銀行，並長年擔任該銀行之主席達三十多年。周壽臣為香港殖民地時期第一名華人議政局成員，作為政府及民間華人的溝通橋樑。另外，周壽臣亦熱心公益，積極參與慈善活動。曾經於1929年創立香港保護兒童會，又先後擔任保良局及東華三院顧問一職。

廖仲愷

廖仲愷，中國國民黨革命元勳之一，國民黨左派人物。當孫文於1923年1月和蘇聯發表聯合聲明後，廖仲愷被孫文派往莫斯科進行更進一步協商，同時蔣介石也被送去學習蘇聯政治和軍事制度。

唐紹儀

唐紹儀出生於廣東省香山縣，父親唐永大在上海經營茶葉貿易。唐紹儀從小在上海讀書，亦曾就讀於香港皇仁書院，1874年12歲時被清朝公費派至美國留學（第三批留美幼童），後來肄業於哥倫比亞大學。回國後，被派到天津水師洋務學堂繼續讀書。1895年被任命為駐朝鮮總領事。1907年，唐紹儀出任首任奉天巡撫，負責處理東北地區的外交。1910年他任郵傳部尚書。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唐紹儀在「南北議和」事件中擔任清政府代表，與南方民軍代表伍廷芳在上海進行談判議和。1917年8月，唐紹儀南下參加護法運動，9月17日孫中山就任軍政府的大元帥，並任命他為的財政部長，但他始終未就任。1918年5月，軍政府改為總裁制，唐紹儀被國會推為七總裁之一。1919年南北和談，唐任南軍代表。

華夏文化的愛與痛

古代中國，文化深厚，但伴隨體制失效而墮落。五四運動對傳統文化的痛恨，共產黨無情的鞭撻。明白當中總有缺失。如何選擇優良部分保育，是華夏文化復興的重要工作。然而現代儒家學者為保留下來儒家文化注入現代詮釋也是十分重要。

孔子所推崇的仁，就是人文關懷，就是愛與尊敬。使所有人都可以得到尊嚴與關懷。所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政府做事要真誠踏實，自身做起，教育上才能推己及人。政府要遵從憲法克己，以達到恢復禮所要彰顯的仁。要取得人民的信任，也要有健全的議政制度達至社會和睦。

孔子所講的禮，如禮儀祭典，也像電腦的通訊制式，是為了溝通，為了傳遞仁這個信息，承載人文精神。我們要知道，現代社會不宜繁文縟節，要點到即止，否則又演變成禮教吃人，墮入明代形式主義的陷阱。

華夏文化迷路

上回大概指出何謂華夏文化，好像今天不復再。對孔子的尊敬、仁政、義理、天道、孝道等傳統都非常薄弱，特別是深圳河以北，香港次之，台灣則仍保持傳統。

雖然深圳河以北為照顧年老父母定立法律，看似以法治支持華夏文化，但卻是以法家角度出發。律法管制道德而非教化孕育道德，代表道德敗壞。憲法中缺乏彰顯華夏文化，無法使政府稟持華夏文化的精神。這反而突顯說一套做一套。

華夏文化側重君主如何對待子民，不是公民如何自決，更沒有所謂義務。看來有點格格不入，其實需要把仁義精神注入憲法中，而公民義務交給一般法律來定義。

理想歸理想，現實是社會早已跳入另外一個分岔路，怎樣跳進現代華夏體制是另一個大課題。

華夏文化迷思

華夏文化本指起源於河南黃河區域的文化。華本指美麗，夏則本指宏大。可能指華服夏鼎。
魯國人孔子的思想也來自河南一帶的諸侯國。所謂禮失求諸野。可見孔子所謂仁，早在周朝掉失。而孔子可能是最早推動復古運動的人。

先秦百家，孔子曰仁，孟子曰義，老子尚無為，莊子尚逍遙。孟子認為性本善，荀子認為性本惡。性本惡的概念及後結合法家，遠離仁義無為，成為國家運作方式。

秦滅六國後，禁制百家，加上缺乏邏輯，仁義無為各種思想理論無法健康發展。沒有神靈宗教或者宇宙觀支持，只靠模糊的天道所監督，無法建立自身權威。

各自為政的思想沒有有機結合，並使社會穩定運行。漢代儒家思想所成就的光輝只依靠某一兩位皇帝。大部份時間無以為繼，無法媲美現代憲法運作模式。

佛教傳入本可增強理論改進的能力。東晋的玄學清談接觸了佛教後，便出現改變，但要到宋代才出現心性道學。結合一點宇宙觀和人類社會雖然能引起一時風氣，但卻沒有發展成宗教，或者管治的法則。

社會在各種不完整的思想體系中遊走。帝王術和律法也在明清兩代走到極限。

儒家思想和華夏文化怎樣現代化仍然是個大問題。

亮麗的口號 殘酷的現實

經過了6月4日，明白中國內地的信息封鎖不但沒有放鬆，還要加緊管制。可見，亮麗的口號 伴隨殘酷的現實。政治改革和民主發展是遙遙無期。

民主是要社會各界參與決定公共事務。每一個人都生而平等，其社會生活完全受到公共事務影響，所以每一個人都應該有平等的參與權利。平等參與有助於產生契約關係，政策容易得到公民認受。如果公民不認受政策，推行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出現不滿和對抗。

既然要參與，首先要知情。新聞自由，社會問題和各界需求都公開透明，社會才能切實面對問題。分析社會現狀，衡量緩急先後，甚至決策過程，都需要理性思考和討論。因此，公民需要適當的思考訓練和認識一些基本政治概念。

可惜到現在，充斥虛假的政治教育導致公民遠離政治。不知情，缺知識，民主制度無法運作。加上權力過分集中，貪污問題嚴重，幾乎拖垮了政權。

要下放權力到公民手中，才能加強監督。配合適當的教育，才能產生足夠的改革動力。

猜想要三分之二的人口約９億人有足夠的民主教育，而十年民主教育才算足夠。如果今天大概只有一千人有足夠的民主教育，十年後可能有十萬人，再十年後可能有一千萬人，再十年後可能超過９億。要理想的３０年，談何容易。

中國夢，憲政夢---終於找到南周原版新年獻詞

《南方週末》評論部編輯戴志勇

天地之間，時間綻放。

這是我們在2013年的第一次相見，願你被夢想點亮。

2012年，你守護自己的生活，他們守護自己的工作。守護這份工作，就是在守護他們對生活的夢想。

2012年，廟堂之上發出的憲政強音嗡然迴響：“憲法的生命在於實施，憲法的權威也在於實施。”我們期待憲法長出牙齒，憲政早日落地。惟如此，才能成就這個滄桑古國的艱難轉型；惟如此，國家與人民，才能重新站立於堅實的大地之上。

今天，已是能夠夢想的中國，今天，已是兌現夢想的時代。經歷過憲政缺失的“文革”夢魘，我們花費三十多年的時間來逐漸回歸常理與常情。從土地聯産承包責任制到個體戶、鄉鎮企業到“民企”，稍稍歸還國人自主安排生活的權利，我們便創造了繁華城市，收穫了滿倉糧食。

我們重新體認什麼是真，什麼是假，是其是，非其非；我們重燃對公義的熱愛，對自由的嚮往。面對暴虐強力，我們雙手相握，一起走過艱難時刻，迎接生活轉機。

今天，我們終於可以從厚厚的歷史塵埃中挺起胸，從瑣碎的日常生活中抬起頭，重走先輩的憲政長征，重溫先輩的偉大夢想。

一百七十多年前，我們開始從天朝上國的迷夢中醒來。先敗于英，後敗于日。百姓愈加民不聊生，恥感深深刺痛中國士人。保國！保種！由洋務而君憲，由立憲而革命。從器物到制度再至文化，激憤者不惜徹底打倒“孔家店”，決絕地將自己的文明連根拔起。

辛亥革命後，清帝退位，先輩們終於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但是，一個自由、民主、富強的憲政中國並沒有隨之而來。

國家內外，戰爭連連；人群內外，殘酷不斷。

一度，人們遠離仁，遠離義，遠離天道，遠離對自由的堅守。

一度，人們認錯為對，指鹿為馬，萬千生靈生機斷絕。

美夢與山河，齊齊破碎。自由與憲政，雙雙消隱。

度盡人世劫波，深味人性幽暗，我們依然是能做夢的人，有顆能做夢的心。

今天，我們斷斷不只夢想物質豐盛，更希望性靈充盈；我們斷斷不只夢想國力能強盛，更希望國民有自尊。新民和新國，救亡與啟蒙，誰也離不開誰，誰也不能壓倒誰。而憲政便是這一切美夢的根基。

兌現憲政，堅守權利，人人才能心如日月流光溢彩；鰥寡孤獨才能感受冬日暖意而非瑟瑟發抖；“城管”與小販才能談笑風生；房屋才能成為自己與家人的城堡；

兌現憲政，限權分權，公民們才能大聲説出對公權力的批評；每個人才能依內心信仰自由生活；我們才能建成一個自由的強大國家。

兌現憲政大夢，每個人才能做好個人的美夢。而這需要我們就從手邊做起，就從守護此時此刻的生活做起，而不要將重任留給子孫.

很多人一直深深懂得這一點，很多人早就努力踐行這一點。

不是傑出者才做夢，是善於做夢者才傑出。

你的天賦權利就是可以夢想，並且兌現夢想！

為你的夢想鼓掌，為這個國家的夢想加油，這就是很多新聞人的夢想，是他們不大不小的野心。他們忠於新聞，更忠於內心。願你也有個玫瑰色的美夢；自由成就自己，完成天之所賦。

總會夢想人人都可以做一個有尊嚴的人，不論身居高位，還是街頭賣藝；

總會夢想人人內心有愛，即使罪犯也未必窮兇極惡，總有惻隱之心自由閃動；

總會夢想階層只是引人自由流動的動力，而不再是相互猜忌和仇視的天塹；總會夢想這五千年文明生生不息，為改善人類的現代處境，捧出一掬甘冽清泉……

兌現這一千一萬個夢想，才能撫平這一百多年的刻骨痛楚。

兜兜轉轉一百七十年，美夢成真何其難！一百七十年後，依然有人渴望良知萌新芽，重溫天命之謂性；依然有人堅持要求權利一一落地，政治復歸於正，公義自在流淌。

依然有人相信，不管多難，夢想終會落實為憲政良制，風行為敦敦美俗。

先輩們篳路藍縷，踐義成仁。如今，後人承繼其志，燃燈前行。

兌現夢想，自然要借鑒前賢智慧，與古人的信仰、習俗和情感和解。儒釋道法墨，百家皆是源泉；周漢唐宋明，代代皆有可取。

但這決不是要復古，古人不能給予今天所需的一切。只是不再輕易貶損先輩，平心靜氣地吸收轉進，以讓中華文明開新花，結新果。

兌現夢想，自然要吸取世界經驗。所以要認真審視希臘民主，羅馬法治，借鑒英美憲政，追趕現代科技文明。

但這也不是僅僅作一個西方文明的優等生，西人有西人演進的軌跡，同樣未必能直接給予我們今天所需的一切。

我們要站在自己的大地上，與各國人民一起，生活出一種古今相融的新生活，文明出一種中西合璧的新文明。在古今中西的激蕩中，要遵循人類共通的價值，也要不憚于做自己的新夢。

稱美古人，讚揚鄰居，不是因為他們足夠完美，而是因為我們熟悉他們眼中洋溢的快樂，心底流淌的自由。

中國人本應就是自由人。中國夢本應就是憲政夢。

憲政之下，才能國家持續強盛，憲政之下，才有人民真正強大。兌現憲政夢想，才能更好地外爭國權，維護國家的自由；才能更好地內爭民權，維護人民的自由。而國家的自由最終必得落腳於人民的自由，必得落腳於人人可以我口説我心，人人可以用心做美夢。

生而為人，誰能不熱愛自由？這自由，不僅是權利針對權力而言，也是寬恕針對報復而言，是般若針對無明而言，是仁愛針對暴虐而言，是有道針對無道而言。

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萬物自在，各正性命。這就是古人的夢想，先輩的夢想，也是今天很多人的夢想。

中國夢，自由夢，憲政夢。

萬物速朽，但夢想永在。萬物誕生，因夢想不滅。夢想就是生生之幾，就是當你失敗了一百次，那第一百零一次充實你內心的不死之希望。

依然有人傾聽你的夢想，期待你敢於做夢。你從苦難中爬起，他們為你加油；你嘗盡人世冷暖，他們為你加油；你收穫美好生活，他們為你加油……他們別無所資，惟有對夢想的執著；他們別無所長，惟有對真相的追求。

一句真話能比整個世界還重，一個夢想能讓生命迸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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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家思想

其實中國古代儒家思想在清朝已經開始沒落，從原本以禮儀形式來體現仁的精神與道德變成只注重形式。當西方列強入侵中國時，中國文化已經非常僵化，不能自我完善，更不能面對當時科學精神及民主自由思想衝擊。從洋務運動的半信半疑，到五四運動的徹底西化，文化革命的徹底破壞，基本上走上厭棄本身文化的道路。可是，當放棄原有價值的時候，卻未能接納或者建立新的價值。在這個社會轉變的時候，出現了社會價值真空。輸入了馬克思思想仍然未能解決問題。唯物主義未能針對人性與文化提供恰當的思想架構。直到80年代，學者由儒家思想探索，希望建立新儒家思想，讓它成為現代中國的社會價值。

當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提出了「三統論」的解釋，嘗試疏清中國現代化的問題。所謂「三統」就是道統、學統、政統。道統代表著道德主體，即肯定道德價值的重要性，肯定孔孟所開出的人生及宇宙的價值根源；學統代表著知性主體，即肯定科學發展的意義，肯定學術的獨立性；政統代表著政治主體，即肯定民主政治的必然性。如果傳統道德價值與現代自由民主平等兼容，便能夠為現代中國建立穩定的價值。

可惜，單單肯定道德價值，卻沒有實際操作，於是流於空泛概念。當中需要更多更複雜的問題。

再思考香港國民教育

從宏觀角度看香港的國民教育，首先要分析怎樣才是國，怎樣是國民，怎樣是教育，怎樣是國民教育，最後怎樣做香港的國民教育。

國家用什麼來建立？歷史因素？如果單單是歷史因素，為何有些國家會分裂？種族關係？如果單單是種族關係，美國不能從英國分裂出來，外蒙古不會與內蒙古分開。地緣關係？也不能解釋北越不能與中國合併，比利時不與法國合併，列支頓士登既不與奧地利合併，也不與瑞士合併。文化呢？多元文化的移民國家如何自處？為什麼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文化相近卻又不能自組一國？可見國家之所以成為國家，需要各種紐帶，既要歷史因素，也要種族關係，地緣關係，文化關係。

看看香港。歷史因素，香港是從滿清分割出來。中華民國則從消滅滿清而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則從中華民國的國土中誕生出來。既然滿清已亡，香港則與中華民國的關係較大。種族關係，當年大量難民從大陸湧入，所以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較大。地緣關係，當然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較大。文化關係，則與中華民國非常接近。反觀，大陸使用普通話和簡體字，香港使用廣府話和正體字。大陸婚嫁傳統不再，香港婚嫁傳統仍存。大陸的儒釋道蕩然無存，香港的儒釋道仍存。

平情而論，其實香港與兩岸關係相對緊密。只是中英談判前，中華民國已經退出聯合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卻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促使香港主權移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民在中國語言中出現的歷史其實很短暫。清末前，只有百姓。國民概念來自歐洲。由於古代人口流動不大，擁有(1)共同歷史，(2)風俗文化，(3)語言文字，(4)種族，並且(5)居住在一起，他們慢慢形成了國民意識。他們的共同特徵比較多。套用相同理念，中國有５６個民族，當中漢滿蒙回藏的語言文字文化風俗各有不同，便希望虛擬的中華民族能夠把他們綑綁在一起。明顯是５６個民族，卻生硬地加入中華民族。缺乏價值觀的聯繫，既不是儒家思想，也不是什麼宗教思想，更不是西方價值，大陸曾擁抱的馬克思思想，改革開放後也蕩然無存，基本上是價值真空。因此，國民觀念並不紮實。隨著經濟全球化，語言風俗文化種族之間交流日增，同時不斷衝擊國民觀念，卻催生了全球公民觀念。現代西方國家普遍依靠社會契約，人權，法治制度，公民社會等理念，公民的權利義務都會明文規定。這可類比作加入某間公司。其重點是遵守法律，使社會正常運作。可見國民是歷史產物，公民是現代產物。香港與大陸自１８４２年開始分隔，長達１５５年。 風俗文化，語言文字已經不同。因此，國民觀念非常脆弱。

教育，固然要教授知識，更要培育人格。建立良好的價值觀，建立人格。以課程方式教授知識，以活動方式培育價值觀。價值觀要在生活生根。情感也要在生活生根。

公民教育和國民教育最基本要使國民認識國家，認識國家的真實面貌。當然更要培養國民的歸屬感。這是十分合理。

可惜，香港的國民教育以情感了解國情，那麼便是以情感蒙蔽理性，忽略大陸的謊話。因為大陸所寫的近代歷史充滿謊話和隱瞞很多事實，導致大陸的中小學生都以為共產黨繼承孫中山辛亥革命的理念，以為五四運動與共產黨甚有關連而忘記科學與民主，以為共產黨是抗日主力，以為共產黨的文化大革命受到反革命集團操控，以為文革徹底摧毀中華文化非常正確。

另外，身份認同是雙方面的。香港與廣東同氣連枝，都屬於嶺南文化，講廣府話。近年廣府話被打壓被矮化，三權分立的精神也被蔑視。這都破壞安全感和歸屬感。國民身份認同是內在情感活動，不宜混在以知識為本的課程中。試想親子活動變成課程會有什麼效果？只會得到虛偽情感表達的章法。追求客觀的知識與真相卻充滿主觀情感色彩，最後影響判斷。認同身分需要內在化，與個人身分結合，否則好像背後貼上一隻大烏龜。內在化這個心理過程需要培養，培養需要有質素的互動，建立類似一段共同而且愉悅的生命歷程。如果以為認知自自然然促使認同，世界上應該不會出現分離運動。

香港國民教育的滲透率其實很高，在中文，美術，體育，常識，科技教育中鋪天蓋地出現。學生困在國家的世界，反過來損害學生國際視野，也損害本地情懷。模糊了香港人的身份，損害一國兩制的其中一制。

香港國民教育的對象本應是國民。可惜，政府忘記了香港只有法理上的居民和永久居民。雖然香港聲稱中國籍的大約佔９０％，但推行國民教育的對象竟然包括了主流學校的非中國籍居民。須知道中港主要是地緣關係和種族關係，大陸和非中國籍居民的所謂地緣關係是不能培養歸屬感。加上母語教學，他們都不是學中文。最終，他們會被排斥，香港難以保持國際城市的特色。

另外，同儕互評學生國民身份認同是不專業的方式。第一，學生評核能力不足。第二，身份認同和歸屬感是內在情感，外在行為卻可因人而異。這樣推行國民教育，非常不智。

最後怎樣做香港的國民教育？一國兩制下，應該保持中國國民及香港居民的雙重身份。認識國家，應該以事實為基礎，以中國歷史科和國家版的經濟及公共行政科為核心。認識香港，以香港歷史科和本地的經濟及公共行政科為核心。身份認同，應該依靠課外活動和生活體驗，最終讓他們充分行使香港居民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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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及香港所推出的國民教育引發很多問題。國民教育本來是希望籍公民認同自己的身份，而最終形成一個團結的國家。

是否可以通過課程來提升身份認同？先要弄清楚什麼是身份認同。首先是身份認知。大部分幼兒園的小朋友不清楚自己是屬於哪個社群或者宗族的成員。大朋友則知道擁有中國護照就代表擁有中國籍。


對國民身份認知，更需要認識國家，認識國家真實面貌。丟棄中國歷史，破壞國民教育基礎，是非常愚蠢。國民需要知道國家所有重要的德政和劣行，如教材故意調整優劣比例就是歪曲事實。



國籍或者任何一種身份是應該有辦法區別出來。可惜，隨著人口跨國流通，各樣種族通婚，國籍越來越難區別。擁有相同國籍的人缺乏共同特質，於是國籍成了抽象的概念，要憑著國內社會現象和國際舞台上的國家行為來建立。

對於一個國家，縱使全國國民知道了自己擁有國籍這個身份，都對國家沒什麼幫助。因為國家的正常運作需要國民參與，參與需要國民認同自己的身份。認同就是把自我與外在身份建立正面關係，所以認同是個內在心理過程。



建立正面關係的基礎可以是有一段共同的歷史，可以是種族上的關係，理念上的類同。如果是歷史長期割斷，種族關係薄弱，理念南轅北轍，加上一些衝突，便可能產生敵對關係。


反觀課程可否填補歷史？不能。但過去十五年，正在建立共同歷史，是一段悲喜交集的歷史。


課程可否填補種族上的關係？當然不能。特別是當孫中山虛擬中華民族之後，滿漢分野變得含糊，經過明清兩代，漢蒙不清，經過宋元，五胡混雜，種族概念越來越抽象。可見種族關係薄弱，全球化也使地緣關係薄弱。退而求其次，就是依靠語言文字，正如當初秦統一六國。不知道利用普通話教中文是否這個原因。


課程可否彌補理念的差異？更加不能。灌輸理念，特別是政治理念，會弱化獨立思考，批判精神，正好與通識科相違背。更可況，外國的德道課程更強調學生以理性和獨立思考方式反思德道問題。因為很多德道觀念隨著時代而不斷演變，隨著辯論而加深認識。


從以上三個方面，國民教育不能以課程來推廣。能以課程來推廣的是中國歷史及現今政治體制。

世紀．Art Politics﹕胡恩威寫給藝發局新任主席王英偉先生的公開信+註解

世紀．Art Politics﹕胡恩威寫給藝發局新任主席王英偉先生的公開信

王英偉先生： 

祝賀閣下出任香港藝術發展局主席。您是第一位來自商界的藝發局主席；閣下可能在商界有很大的成就；但是我們文化藝術界對您在文化藝術上的修為和見地並不十分理解；所以我們十分期待閣下能夠具體和實質地提出您對藝術的看法以及推動香港藝術發展的方案。您對藝術的看法將會影響您在藝術發展局的工作；可惜我們從來也不知道您是一個支援藝術發展的商界人士；那麼您喜歡藝術嗎？您喜歡哪一類的藝術？您喜歡哪一種音樂？你喜歡看什麼類型的電影？誰是您最喜愛的作曲家？您對香港藝術有多少認識？您讀過西西[1]和董啟章[2]的小說嗎？您知不知道余光中[3]甘陽[4]和也斯[5]崑南[6]的新詩作品嗎？您知不知道七十年代香港水墨對中國新水墨運動[7]有什麼影響？小思老師的五十年代香港左翼文學研究和後九七有什麼關係？香港的現代戲劇和舞蹈有怎樣的特色？香港的實驗藝術對中國的藝術有怎樣的影響 ?您對近十年中國藝術發展有多少理解？電影和文學的關係是什麼？您認為以上這些基本的文化藝術知識和您在藝術發展局的工作有怎樣的關係？您知道高雅藝術和通俗藝術的分別嗎？您看過多少香港藝術家的舞台作品？你知道吳大江林樂培老師的音樂作品嗎？沒有足夠的文化藝術知識和經驗可以有能力和資格「發展」藝術嗎？ 

除了文化藝術基本知識；您對文化藝術政策和香港文化藝術政策有多少理解？您讀過張信剛教授的文化委員會建議書嗎？你是否支援建議書的內容？您對目前香港的文化藝術發展有何看法？您認為香港目前的藝術發展情況和其他國際城市有怎樣的分別？您知不知道經濟學家John Maynard Keynes是英國Arts Council的第一任主席？他本人也是一個古典音樂專家與及長期支援藝術的贊助人Patron？你知道藝術支持者Patron和藝術投資者Investor 的分別嗎？你知不知道英國的藝術政策都是專家主導的？您對英國Arts Council 的具體運作理解嗎？那麼香港藝術發展局的工作重點是「發展」什麼？你有沒有詳細閱讀香港藝術發展局條例？你知不知道香港藝術發展局應該以發展「香港藝術家」為本位？你知不知道英國的Arts Council是一個非常重視藝術數據和資料蒐集的機構？您在傳媒訪問中提到香港藝術需「捧紅」更多藝術明星？您會以什麼標準和方法去捧紅「藝術明星」？為什麼你認為香港藝術發展局的工作是捧紅藝術明星，而不是改善香港藝術的社會生態？在娛樂圈的artist和藝術家有什麼分別？沒有全面和具深度的藝術教育藝術和研究可以全面和多元發展嗎？您對香港目前低俗主導的主流文化有什麼看法？您作為一位人大代表，您對中國的文化政藝術政策有多少認識？您對中國目前的藝術發展有什麼看法？ 

我們都明白您是以義工身分出任香港藝術發展局主席，您是會怎樣分配您的工作時間呢？您會否走進香港藝術工作的空間，了解香港藝術工作者的工作生態？ 老實說，你們這些商界達人工作繁忙，對藝術也是當作一種娛樂，可能藝術在你們的眼中只是一玩具，而不是提升人文質素學科？過去二十年，香港藝術政策出現了好像你們那樣的過客，指指點點，教訓一下藝術家沒有效率呀山頭主義呀之類的不負責任言論。你們的捧紅藝術明星論也許反映了你們的藝術修為就是香港主流娛樂圈的水平。

祝好

胡恩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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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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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西（1938年－），原名張彥，又名張愛倫，香港作家，祖籍廣東省中山縣。生於上海,小學畢業於上海，1950年定居香港。多年來西西擔任過《中國學生周報》、《大拇指周報》和《素葉文學》編輯。1979年開始專心寫作及讀書，作品甚豐，題材多為香港的城市生活，筆調輕鬆，觀察入微，手法深受現代文學影響，風格獨特而不習俗套。西西也曾先後主編中國大陸小說選集。她遊遍歐洲、土耳其、埃及等地，以中國大陸為最常到的地方。西西較常以天真語調講故事，摸擬童話的敘述口吻，如《肥土鎮的故事》部分更略帶魔幻色彩。以童真眼光觀看成人世界、複雜的對話和由淺而深的寓言，都是西西擅長的寫作方式。

[2] 董啟章一九六七年生於香港。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碩士，現從事寫作及兼職教學。一九九七年獲第一屆香港藝術發展局文學獎新秀獎，一九九四年以〈安卓珍尼〉獲第八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中篇小說首獎，同時以〈少年神農〉獲第八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短篇小說推薦獎，一九九五年以《雙身》獲聯合報文學獎長篇小說特別獎。二○○五年《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出版後，榮獲中國時報開卷好書獎十大好書中文創作類、亞洲週刊中文十大好書、誠品好讀雜誌年度之最∕最佳封面設計、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文學類。二○○六年《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入選香港電台、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十本好書20周年──我最喜愛的十本好書」．其他推薦好書，以及第1屆「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決審團獎。他在《天工開物》，《時間繁史》，《學習年代》用物件來重新建構家族及城市的歷史。因為他認同漢娜阿蘭特（Hannah Arendt）的《人類的狀況》（The Human Condition）在描述人類生存的三個層面時，除了最底層生物性的存活，和最高層「行動與默觀的生活」，中間一層則是作為製造者（homofaber）的層面，通過製造（fabricate/ make/build）物件（work/useobject）來建立持久的世界。




[3] 余光中（1928年9月9日－），中國當代作家、詩人，現居台灣高雄市。現國立中山大學講座教授，擅新詩、散文，旁及評論、翻譯，出版著譯凡五十種，其中散文有十種，作品列入中國大陸、台灣、香港及設有華文課程的大學、中學的教科書。余氏行文精煉，發人博思，故坊間也有不少其作品之評析。中文造詣深為人讚，如香港作家林沛理稱之為：「語言的魔術師」、「香江第一才子」陶傑許之為「用中國文字意象之第一人」，且其精通英語及多種外文，包括德語、西班牙語等。曾任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中文系系主任，亦嘗為美國大學英美文學系副教授，於兩岸三地享負語言大師之名。余光中文學觀在〈剪掉散文的辮子〉一文中說：「現代散文要講究彈性、密度與質料。」余光中散文特色帶著中國意識,細心地帶領我們去感覺意象,也富於變化，節奏感強，富於動態特徵。

[4] 甘陽，中國當代學者，被認為是中國大陸新左派的代表人物。八十年代翻譯《人論》出名，並編有外國哲學譯叢、參與主編的《文化·世界與中國》叢書在八十年的文化熱潮中造成很大影響。編著有：《八十年代文化意識》、《將錯就錯》、《古今中西之爭》、《政治哲人施特勞斯》等。近幾年與劉小楓編輯主持編輯了"西學源流"等叢書。

[5] 也斯，原名梁秉鈞，廣東新會人，1948年出生，1949年來港。畢業於浸會學院英文系，曾任中學教師，並在香港多份報章撰寫專欄。1978年，到美國加州大學唸比較文學，1984年獲博士學位。現職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也斯的作品風格獨特，體裁多樣，散文集有《灰鴿早晨的話》、《神話午餐》、《山水人物》《城市筆記》等；詩集有《雷聲與蟬鳴》、《游詩》等；小說集有《養龍人師門》、《島與大陸》、《剪紙》等。

[6] 崑南（1935年－），原名岑崑南，廣東恩平人，另有筆名葉冬，香港作家。 1935年生於香港，畢業於香港華仁書院。喜歡以曖昧帶出趣味。

[7] 在二十世紀中國繪畫曾出現兩次重要的變革。第一次變革的出現於民國成立後的二、三十年間。被稱為新國畫運動。第二次變革則出現於二十世紀六十和七十年間，被稱為新水墨畫運動。以香港為中心的新水墨運動為中國現代繪畫發展史開一新頁。該運動的影響所及，已發展成為今天享譽世界藝壇、多采多姿的中國新水墨文化。香港不少畫家是新水墨藝術的導航者。早期的國際華人藝術家有呂壽琨、丁衍庸、陳福善、方召，到王無邪、劉國松、靳埭強、周綠雲等，到近期的有朱興華、李君毅、呂振光、天池、熊海、文鳳儀、郭孟浩、黃琮瑜等，亦有內地當代藝術家蔡國強、王天德等。

香港藝術館總館長鄧海超先生指出。香港水墨畫大師呂壽琨在六十、七十年代初期啟動香港新水墨運動的誕生。臺灣水墨畫大師劉國松寓港教學期間，積極推動現代水墨。他們同為現代水墨的倡導者，卻從未背離中國水墨傳統的精神和內涵，他們的貢獻締造了香港水墨新時空的出現。其後在八十及九十年代，不少由他們啟發的新水墨畫家，承接其創新精神，嘗試不同方向的探索：亦有個別發展，或來自內地的藝術家，在香港的特定時空，體現了獨立創意的精神。他們在水墨畫內涵、表現形式和語言方面尋求突破。踏入二十一世紀，隨著跨媒介、跨國界、數碼化時代的來臨，水墨畫創作和表現形式，已不局限于（水墨）的媒介和形式，而開拓了這種中國獨有藝術的國際新肘空。鄧海超先生的演講以呂壽琨、劉國松為背景，從而闡述幾位八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紀的水墨藝術家，包括梁巨延、李君毅、天池、熊海、朱興華、石家豪、文鳳儀、黃琮瑜等的創作，印證水墨新時空的變化和無限可行性。

曾余會與雙英會

五 區公投失敗落幕之際，（負責執政的）特首曾蔭權竟然高調邀請（在野的）公民黨黨主席余若薇參與電視直播的政改辯論。這場大約一個小時辯論被稱為曾余會。情 況有點與台灣４月舉行的雙英會很相似。


雙英會是民國總統馬英九與在野民進黨黨主席蔡英文就兩岸經濟協議所舉行的辯論，由10多間電 視台直播。辯論過程長達142分鐘，分為申論、交互詰問、結論三部分。

可惜，特首曾蔭權的電視辯論不設現場觀眾，台灣的則有。在這個重要 的公眾議題，香港的公眾沒有辦法積極參與。曾蔭權卻只讓一位他認為不代表主流民意的余若薇參與，在政府總部趁著五區公投失敗，以恃強凌弱的方式來打擊對手 並且增加自己的民望與宣傳政府方案。其實市民雪亮的眼睛會看到政府理虧欺凌。曾蔭權妄顧建制派的勸阻，一意孤行。難怪李鵬飛批評曾蔭權被勝利沖昏頭腦。

普選等於民主嗎

香港立法會議員為了爭取普選，製造補選。有人質疑普選增加了基層市民的票源，促使黨派以派福利來拉票。可惜，他們忽視了一個問題，基層市民的本來就可以在地區直選議席投票。然而現在的投票制度功能組別的一票比地區直選的一票更有影響力。這樣是不公平的。

有些人質疑，如果發展一人一票的普選，大量低教育水平的選民會左右了立法會，而且他們的決定未必成熟。根據２００６年政府統計，曾接受專上教育的大約佔人口23%。其實美國這樣的民主國家也不是全民曾接受專上教育，大約佔人口52.6%。雖然香港專上教育的人口比例比美國低，也不能因咽廢食。為了普選，應該繼續提高全港的教育水平。

教育水平高就等於成熟嗎？從近來跡象看，運動越來越急進，行動越來越激烈。很多人認為爭取普選特首，便可以不妥的換到妥。他們忘記了成熟的投票決定就是運用自己的腦根據客觀的事實作理性分析來選出最合適的議員。現在每一位候選人只有簡單的政綱，資料很不充分，便成了根據口號來投票，陷阱自然多。我們沒有辦法確保議員兌現選舉承諾，也不清楚他們怎樣實踐選舉承諾。

選舉是為了找代表來負責將來一個限期內的政治事務，是有遠景，有目標，有計畫。簡單來說，就是項目管理。項目是自己定好路線圖，而不是別人給的。如果是別人給的，便是被管理。

選舉不是簡單地不妥的換到妥。質素不是檢選出來，而是製造出來。香港缺乏政治人才培訓，政治環境狹窄，政黨資源不足。全職投入政治，換來生活困境。請問怎樣才有好議員，好的政治人才？

選舉不是民主制度的全部。民主制度是為了有關人士在公共事務能夠公平地參與集體決定的過程。民主制度不是簡單地少數服從多數，否則小眾會被社會歧視或者違背一些更基本的人道原則。健康的制度應該使建立共識/立法的過程更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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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入門-80問

建國大業,明歌頌,暗批判

在建國大業所謂主旋律電影中，毛澤東等中共已故領導人都是主角，蔣介石和蔣經國都是配角。電影情節刻意描寫雙方相反的走勢。

當時民國貪污成風，家族某些成員內都挖國家牆角，幾乎導致亡國，中共則清廉民主，促使國家強大。到了今天民主在中華民國，中共則貪污成風，貪官都挖國家根本，暗地裡批判自找末路。在政治協商過程中，強調多黨合作，現在卻是一黨獨大，忘本。中華民國則實現政黨輪替，尊重民主制度，可喜。

在人物描寫方面，雖然故意美化毛澤東周恩來，描寫他們醉後的真性情，與兒女玩耍卻顯得肉麻，很多時候更像寨主，在正面意義不及描寫蔣介石和蔣經國的清廉，反貪污的決心。毛澤東看似對李濟深寬大，實際卻更顯得老謀深算，為了打擊敵人，不惜巴結敵人的敵人。

施政報告Part2

曾蔭權在今年的施政報告名為群策創新天，提出進步發展觀，與胡主席的科學發展觀，首尾呼應。可是，那裡才進步？發展還是發財？

政府參與前海的發展，強調提升香港本身的服務業，但是忘了深圳高速土地發展是從寶貴的港粵共享的珠江和后海灣而來。土地污染，水污染等等不能單方面解決。最怕后海灣變成后海渠，影響了米埔紅樹林的水質。

其實，進步發展觀比科學發展觀更抽象更模糊。科學發展觀可以理解為以科學精神作為發展原則，不要盲目發展，要有科學驗證為基礎。可惜曾蔭權的科學發展觀，發展本身含有進步的概念，進步發展觀就是文字通脹的產物。進步發展觀就是發展，在狹窄的經濟角度來看，就是發財。如果能夠平衡保育，環保與發展，可以稱呼為均衡發展觀或者永續發展觀。

要麼發展知識型經濟，其實要尊重知識，發掘知識，開拓知識領域，鼓勵研究。有清晰目標，人才自然來。不要學亞洲電視以前先挖角後定策略，人才快來快去，徒勞無功。只有多元活潑的文化及優質的生活環境是必要條件，但不足夠。科技研究經費，轉變成產品的支援，政策鼓勵採用本地研發的產品都是必要的。

中環要保育，但其他地方呢？舊中區警署已經剩下軀殼。拆了中環天星碼頭，才保育。活生生的被害死，死了就被製成標本。

樹木管理方面，政府最多只有內部指引，還不立法管理，樹木管理辦事處不需要跟從什麼法例來管理，讓各界難以參與及監管。

在低碳經濟，政府以為服務行業是低耗能，卻不知道很多零售業的商店與廣告牌都是高耗能。最好把商業電費變成累進的計算方式，或者凌晨時段提高收費，或者制定光污染的條例。慳電膽要慳ｄ，應該採用ＬＥＤ燈。地鐵開始用了，政府地方要儘快採用。

檢討空氣質素指標，而不加強改善空氣質素的措施，治標不治本。應該大力推廣電動車，甚至本土設計的電動車；車輛指示燈該用ＬＥＤ，增加飛輪以儲蓄啟動所需動能，減少車輛消耗汽油；大廈增加儲蓄電力裝置，減少增加發電機組來提供高穩定性的電力，減少發電廠的污染。

固體廢物管理，膠袋是冰山一角，街道上應該多設立分類回收箱。為消費品的包裝制定嚴厲的政策，促使製造商負責產品包裝的回收。其實，香港某些健康飲品已經採取了行動，對於減低包裝成本，增加顧客歸屬感，都甚有成效。電話都可以ｔｒａｄｅ－ｉｎ。其他產品應該可以效法。

飯盒方面，應該在推行之前發現問題。小學生都知道即棄飯盒一定造成嚴重污染。現在才提出改善方法，太慢了。

報告強調愛心、關懷、互助、履行公民責任和維護傳統價值。可是，長者宿位長期不足，政府沒有愛心，不願意撥更多地興建長者中心。這些中心的建築自然製造就業，營運時候需要很多護理人手，也製造就業。關懷青少年卻專注於驗毒。

報告說社會流動機會亦趨於制度化，學歷成為個人能否進身中產的關鍵。其實，兩者沒有必然關係，如果學歷是關鍵，便代表社會流動機制單一化。社會流動機制制度化反映了社會現代化，制度化暗示過程是公開公正。不同的行業應該制定自己的資歷架構，而企業晉升制度應該配合資歷架構，讓人有清楚的努力方向，發展事業，進身中產甚至建立更美好的生活。現在的資歷架構不完整，企業可以參考又可以不參考，晉升制度不透明，促使企業內部權力鬥爭。企業如此，國家如此。

教育方面，少了個公開考試，少了分辨學生的資訊；遲了一年考試，多了一年懶惰。教育開支，政府常常以全年預算作比較，但是預算大少要看政府稅收。問題是有些國家雖然教育開支佔全年預算比較少，但是因為稅率高，教育開支仍然很大。因此，我們要注意教育開支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香港教育開支只佔GDP的4%。與南韓相約。

施政報告群策創新天

曾蔭權今年的施政報告名為群策創新天，其實私酒藏舊地。閉門思考，把自己的舊酒拿出來享受。

施政報告除了報告過去一年的成績，也要為來年定下願景Vision和具體目標Mission。正如一間公司會定義自己或者定立理想，為了達成理想要採取什麼策略，這些策略應該有什麼實踐方法。

按道理，群策創新天，就是願景，但是不清楚。究竟是怎樣的新天？雖然標榜群策，怎樣改善制度來讓市民協助政策的設計呢？

施政報告列出四大支柱產業，金融業為龍頭行業。報告側重配合國家的整體發展需要，但是忘了自己本來是獨立的經濟體系，要走自己的道路。內地企業總想怎樣走出去，香港卻未提伊斯蘭業務。金磚四國－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是世界的焦點，施政報告只看到中國。

旅遊業篇幅很少，只見個人遊和郵輪碼頭。沒有生態旅遊，沒有文化旅遊，更不用說與歷史保育結合。預計以往所建立的西化旅遊設施吸引了首次來港的內地遊客。富起來的內地遊客開始走遍歐洲美國等地，香港已經不是行程的起點與終點。見慣正貨的西方遊客不再看模仿西方的旅遊設施和商場。唯一吸引他們可能是郊外山水。

貿易方面，一廂情願的強調香港與內地的設施明確分工，保持香港在環球供應鏈的領導地位。看看供應鏈，由原材料，產品設計，半製成品，製成品，批發到零售。香港缺乏原材料，所以不是供應鏈的源頭；中國則擁有豐富資源。負責半製成品／製成品的製造業早早北移再北移到世界工廠－中國。零售，即市場，中國就是世界最大的市場。既然製造業與零售在內地，批發自然落入內地手中。香港只好努力拓展最後陣地－產品設計。產品設計要照顧市場需要，但創意不能受制於市場需要。例如，冰皮月餅就是前者，帶領市場，創造市場，建立產品特色；合資電影就是後者，臣服於市場，是誰設計也沒所謂。

物流業方面，從地面來看，香港已經是中國眾多窗口之一，長江一帶有上海張華濱集裝箱碼頭，有鐵路接駁碼頭。華南一帶則有鹽田港，碼頭費用比香港低，只需要一次清關手續。香港從來不考慮用鐵路接駁碼頭來加強運輸力，減低馬路負荷，又不促使碼頭費用下調，困境難以解決。從空中來看，香港擁有很多國際航班，內地機場所擁有的國際航班相對較少，暫時仍然有競爭力。
物流業管理方面，香港十分成熟。其實很多內地的集裝箱碼頭是香港合資。香港物流業龍頭李先生獨具慧眼，很早到深圳，上海，寧波，惠州，江門，南海，汕頭，廈門，珠海發展，建立了13個碼頭。隨著內地不斷發展，香港物流業的靈魂（管理）會慢慢脫離軀殼（香港），以新方式存在。可能要走向物流研究，物流技術，物流管理，物流培訓，物流認證等各方向。

專業服務，報告空泛，可指醫生，又可指律師。確認醫生資格比較容易，確認律師會計師則困難。內地兼容個人容易，兼容機構困難。報告著墨不多，難望遠景。

六項優勢產業，是指教育產業，醫療產業，檢測和認證產業，環保產業，創新科技產業，文化及創意產業。千頭萬緒，土地先行。用土地鞏固香港的區域教育樞紐地位？！用土地為國際學校開路。什麼政策幫助改善教育，改善教育制度？暫時看到的是新高中課程未必能夠配合有75個國家承認的國際文憑的要求，銜接海外大學可能出現困難。因此，教育國際化集中在大學呈現，中學部分則依靠國際學校了。到現在，教育國際化還未回應＂為他人作嫁衣＂的問題。海外畢業生，畢業後的就業不是大學的管轄範圍，只能作介紹，但不能阻止離開香港工作。如果畢業生留港找工作，學生簽證又不知道可否延續，總不能未有工作前簽發工作簽證。地區合作，讓人聯想河套地區，何不為此定目標？

施政報告要發展醫療產業，又加強培訓人手，又預備土地。從輪候時間長，便知道人手不足。增加有關學額是補現有不足，還是為擴展醫療產業的需要？而檢測和認證產業未有藍圖，難作評論。

在環保方面，開發新能源或可再生能源，投資很大，是港商可以爭取的綠色商機嗎？奧巴馬就增加了有關研究經費。政府有沒有增加能源方面的研究經費？香港理工大學所研發的電動車MyCar已經在倫敦有售，香港政府則在大嶼山測試三菱的電動車，現已落實會購入10輛。

創新科技，志在新產品推出市場，讓社會受惠。現在推行像銀行按揭的現金回贈計劃，不如協助產品的工業設計，市場推廣和品牌管理。

在發展本地的文化及創意產業中，西九仍然是個載體，時間表則是個謎。

唯一清楚可見，十分具體的是保育中環，十分可喜。可是，令人發冷的卻是啟德發展區設立的區域供冷系統。充滿睡意的是醫療融資。

文章到此，十分漫長，下回再續。

台灣的教育改革

大學畢業生

隨著教育改革，大量大學畢業生投入了人力資源市場。短短１２年，增加成３倍左右，市場能否吸納所有畢業生呢？當然不是。社會慢慢發現了高學歷失業率正在攀升。行政院主計處8月24日公布台灣7月份失業率一舉突破6％，創下歷史新高，達到6.07％。主計處第四局表示：受到大學畢業生投入職場的衝擊，台灣7月失業人口激增至66.3萬人，比6月多出1.6萬人。[1] 最近一些評論，指出金融海嘯加上８８台灣南部水災，還有就業市場的供過於求現象已日趨嚴重，高學歷高失業越來越嚴重。[2][3][4]台灣社會認為這樣不僅僅是畢業生的個人問題，也是社會資源浪費的問題。如果我們從宏觀角度看，大學教育是為了人類社會將來的發展，知識的發展，科技的發展，不僅為了就業，否則變成了職業培訓中心。

教師培訓

其實，畢業生除了找工作，服兵役，做研究，其實有很多畢業生入讀了各大學的師資培訓課程，希望能夠將來有一份穩定的職業，而且教師有其傳統的地位，長期受到家長和學生的尊重，所以份外吸引畢業生。

教育改革之前，老師是從師範大學畢業，其他大學沒有開辦教育學課程。自從教育改革，廣設大學，需要大量老師和教授，教育部才容許其他大學開辦教育學課程。另一方面，就業市場未能吸納所有畢業生，這樣都促使開辦更多開辦教育學課程。１２年增加到３倍，最少年均增加９％。最大的疑問就是突然之間哪裡來更多能夠培育教師的教授呢？因此，這些課程素質成疑。

培訓教師需要兩大方面，教育理論研究與教育技巧實踐。教育理論包括了課程設計、發展心理學、教育社會學、教育哲學、教育史等等。教育務實方面，側重學校行政、教育行政、視聽教育、環境教育、應用科技和科目相關的教學。來自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王秋絨的研究（086NTNU0579007）指出，由於沒有限制各類別選修課程的數量，所以很多學生都偏重選擇教育務實方面的課程，忽略了教育理論的重要性。教學的實際操作往往有其背後的理念，不明白理念容易導致操作上的僵化。可惜，很多學生避免在實習期間現實教學環境帶來震撼，都選擇實踐性較重的科目。另一方面，對於教育的研究比較側重短期效應，缺乏系統行研究。期望將來的培訓策略應當注重兩者的平衡。

教育改革委員會

教育改革方案或政策都是由教育改革委員會所擬議、審議、建議、諮詢，所以教育改革委員的質素很重要。它的成員主要來自教育界別以外的人士。召集人是化學家李遠哲，行政院法規委員會委員張京育，議員余陳月瑛，人類學家李亦園；比較重教育背景的有教育研究所所長林清江，國立清華大學前校長沈君山，教育部次長黃鎮台等等。非教育專業人士佔多數，被認為外行領導內行。這一點讓人想不通，新加坡的負責專業及技術教育的部門是由貿易工業部長來擔任主席，難道沒有出現類似的問題？另外，負責評審課程的以教育行政人員為主，容易過分以運作與評核學生的觀點出發，忽略了從課程本身的教學效能出發。


隨著事情發展來看，擴大大學收生，需要更多老師，但也導致畢業生整體水平下降；失業率高企，吸引大學生報讀教師培訓課程；同時培訓老師的課程質素也下降，新老師的整體水平自然也下降。將來他們所教的學生水平又下降，出現了一個周期很長的惡行循環。這就是為什麼新加坡要堅守以教育質素為優先。


舊日文章

• 台灣的高等教育
• 新加坡的高等教育

台灣的高等教育

之前，看過了新加坡的高等教育，好像很成功。那麼，台灣呢？

自從1994年，台灣的高等教育出現變革。1995年，大專院校只有69間。直到2007年，台灣的大專院校已達163間，大約2.3倍。根據台灣行政院主計處公務預算局的資料，1994年，教育開支佔總開支10.1%，當時高等教育開支是直接資助7間大學，佔教育開支大約16.7%，大概是90億新台幣。2004年，教育開支佔總開支12.1%，當中高等教育開支佔教育開支大約48%。2006年，台灣教育開支佔總開支12.5%，當中高等教育開支佔教育開支大約29%，大概是576億新台幣，面值是1994年的6.4倍。如果12年的年均通貨膨脹為5%，高等教育累計實際增長為3.56倍。

投入不少資金。成效又如何呢？看看1994年，大學學位畢業生大約有68,274人，2004年達到210,763人，大概3倍。可惜，看到07年7月7日的報導，指出由於大學數量急速擴充，大學生平均素質降低，有些大學畢業生程度低得簡直讓人「不忍卒睹」。現在大學錄取率超過9成，社會各界原本冀望大學訂出更嚴格篩選標準，維持大學生素質。但從大學退學人數下降來看，各大學顯然在「對抗」社會期待。

好明顯，大學快速膨脹，教授嚴重不足。無論大學，大學生和教授都快速貶值。傳統大學最終成了名牌大學，從專上教育機構變成的大學被標籤成一般大學。於是，大學一詞在中文語境中貶值。

新加坡的做法剛好相反，在教育素質上用不妥協，在亞太地區找出一條出路。

前海灣保稅港區的危與機

深圳市的前海灣保稅港區突然間成了城中熱話。它的位置就是深圳西部鄰近蛇口的海灣。數年前，那裡還是汪洋一片。2009年，深圳市政府已經高速進行填海工程。



整個地區土地總面積約15平方公里，其中有10平方公里為「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示範區」，是珠三角區域發展和全面推進深港合作的重要戰略節點，為深港現代服務業的對接與融合提供了最佳平台。

其實在2008年10月18日，國務院已經同意設立深圳前海湾保税港區。規劃總面積大約3.71平方公里。首期面積1.176平方公里，包括港區5、6、7號泊位0.456平方公里和園區 0. 72平方公里。國家聯合驗收小組同意驗收深圳前海灣保稅港區首期1.176平方公里的隔離設施、卡口設施及相關配套設施，並予頒發《深圳前海灣保稅港區驗收合格證書》。這次發展計劃因應了省委和省政府的要求，不斷地進行制度上的創新、體制創新，發揮輻射帶動作用。

深圳市發改局副主任秦群力已經透露欲將前海打造成類似香港的中環，近期香港一些財團將與深圳市簽訂合作協議。 由此可見，他們不但在經濟模式學習香港的一套，甚至願意模仿香港的監管制度。因為這樣才能製造自己的優勢來抗衡上海最近的發展，以香港之矛來對付上海之盾。



從過去幾十年來深圳市的發展，由當初的加工廠，到負責整條生產線的製造業基地，後來工廠北移到東莞。當區內勞工保障不斷提升，工資上漲，地價上漲，生活指數上漲，工廠利潤減少，唯有再北移到其他地方，甚至廣東以外的地方。深圳甚至廣東省都被逼發展服務業。

當 全國的製造業不斷擴展，保險與融資的需求不斷增加，以發展地區的製造業利潤下降，自然走向金融服務業。由於中國人口，預計中國的經濟量很快超越美國，加上 金融海嘯，中國要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完善的金融體系。各個地區為了自保，發展金融方面的競爭已經非常熱烈。他們都會以各種方法來吸收香港的經驗來自強。自 稱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怎能坐視不理？同樣，其他的服務業也會出現類似的趨勢。

香港的企業怎樣在中國內地擴展其服務範圍呢。本來ＣＥＰＡ為 此提供基礎，但進度緩慢。唯一觸目的就是地鐵公司在內地協助營運管理新的地下鐵路。其他就是本地銀行在內地設立分行。幾乎整個服務業產業鏈都不在香港。這 些怎樣為香港帶來更多就業呢？台灣的工業慢慢地被掏空，難保香港的服務業也被掏空。

其實香港需要更多時候設身處地想想怎樣建設前海灣保稅港區。第一，保稅港區，顧名思義就是利用稅務優惠來吸引海內外機構。

第二，制度改革。中國的體制改革往往先找實驗地點，成功後再在其他地區施行。制度改革要面向國際，符合國際監管標準，並且配合當地文化，制定可以操作的方式。這方面當然是要吸引香港管理人才。



第三，服務的輻射能力。這方面依靠交通配套。前海鄰近寶安機場，廣深高速公路，地鐵新延伸路線。根據２００８年珠三角城際軌道交通網絡規劃，廣東省將投入3500億元以上的資金在2050年前建設總裏程近1900公裏的城際軌道交通網線，形成以廣州、深圳、珠海為中心，覆蓋珠三角的廣州、深圳、珠海、肇慶、佛山、中山、惠州、江門和虎門9個主要城市並與港澳及廣東省其他地區緊密聯系的城際軌道交通網絡，實現珠三角 “內圈成網、外圈連通、覆蓋全區、通達四鄰”，各城市間1小時互通的城際軌道交通網絡。深圳地鐵５號線就是其中一部分，由大劇院到前海，全長42.4公里。珠三角城際軌道ＲＴＳ會途徑前海，機場和廣州。廣深港高速鐵路接駁西九和新廣州站。可見不久，前海的服務員工可以快速抵達省內各地。

第四，資訊流通能力。資訊基礎建設非常重要，讓位於前海的職員掌握市場形勢。如果會議地點超越了1小時交通網絡圈，便可以利用先進的通訊設施來完成。

第五，快速進行以與上海競爭。為了達到目的，儘量避免牽涉中央層面。

從以上五個方面看，保稅港區抵銷了ＣＥＰＡ的優勢，特首更投訴ＣＥＰＡ仍有關卡，香港應該繞道大珠三角框架。制度改革拉近了兩地距離，香港應該向培訓人才，管理認證方面發展。交通方面，香港未能配合，高官只是覺得城際軌道交通是旅遊線，只是接駁到西九文化區，忽視新界居民需要，忽視上班需要，應該加快工程研究環評步伐。資訊基礎建設更是沒有參與。２００３年所制定的ＣＥＰＡ（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是牽涉全國的範疇，任何變動都驚動了中央，事情必然一拖再拖。香港政府卻專攻ＣＥＰＡ，愚昧至此，真是不幸。香港應該多利用大珠三角框架來開拓地區合作的可能。

如果從創意工業和技術研究方面來看，香港應該把自己造就成產業的源頭。把發明儘快轉化為產品及專利權，並且投進大陸的市場。產業源頭與其他下游工序不同，下游工序是可替換的，源頭卻不可替換的。

可 惜，香港忘記了什麼是技術研究。技術研究是高風險的，失敗率隨時高達９７％。情形等於國際藥廠，一個藥物研究往往需要十多年。當成功的時候，才有巨大的回 報。當香港到了互聯網年代，大陸的生產影響了香港的生活，金融快速賺錢主導了市民思想，於是開始缺乏耐性，什麼都覺得即日完成。這種心態影響了工程進行， 影響了系統開發工程，更影響了技術研究的管理。

雖然創意辦公室已經成立，但仍然需要其他部門的配合，改變急功近利的管理方式，減少對創意工業的障礙。

舊文：

• 一小時生活圈 (2009)
• 港口及鐵路發展 (2007)
• 國內與國際金融中心 (2005)

趙紫陽的錄音內容

以下內容摘自趙紫陽的錄音(下載第一部分, 下載第二部分, ....)

6月3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裡乘涼，聽到街上有密集的槍聲。一場舉世震驚的悲劇終於未能避免地發生了。

“六四”悲劇三年後，我記下了這些材料，這場悲劇已經過去好多年了。這場風波的積極分子，除少數人逃出國外，大部分人被抓，被判，被反覆審問。情況現在應當是非常清楚了，應該說以下三個問題可以回答了：

第一，當時說學潮是一場有領導，有計劃，有預謀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現在可以問一下，究竟是什麼人在領導？如何計劃，如何預謀的？有哪些材料能夠說明這一點？還說黨內有黑手，黑手是誰呀？

第二，說這場動亂的目的是要顛覆共和國，推翻共產黨，這方面又有什麼材料？我當時就說過，多數人是要我們改正錯誤，而不是要根本上推翻我們的制度。這麼多年過去了，審訊中得到什麼材料？究竟是我說得對還是他們說得對？許多外出的民運分子都說，他們在“六四”前，還是希望共產黨往好處改變。 “六四“以後，黨使他們完全絕望，使他們和黨處在對立的方面。在學潮期間，學生提出過很多口號，要求，但就是沒有提物價問題，而當時物價問題是社會上很大的熱點，是很容易引起共鳴的。學生們要和共產黨作對，這麼敏感的問題他們為什麼不利用呢？提這樣的問題不是更能動員群眾嗎？學生不提物價問題，可見學生們知道物價問題涉及改革，如果直接提出物價問題動員群眾，實際上要反對改革，否定改革。可見不是這種情況。

第三，將“六四”定性為反革命暴亂，能不能站得住腳？學生一直是守秩序的，不少材料說明在解放軍遭到圍攻時，許多地方反而是學生來保護解放軍。大量市民阻攔解放軍進城，究竟是為了什麼？是要推翻共和國嗎？當然，那麼多人的行動，總有極少數人混在人群裡面攻打解放軍，但那是一種混亂情況。北京市不少流氓，流竄犯乘機鬧事，那是完全可能的。難道能把這些行為說成是廣大市民，學生的行為嗎？這個問題到現在應當很清楚了。

以上幾點，就是說明1987年中央領導班子改組，胡耀邦辭職以後，面臨著一個聲勢浩大的反自由化運動。在這種情況下，不反是不可能的。當時有一種很大的力 量，要乘反自由化來大肆批判三中全會的路線，要否定改革開放政策。而我如何頂住這股勢力，如何把反自由化運動控制起來。不使擴大化，不涉及經濟領域，盡量縮小範圍，盡量減少一些思想混亂，這是一個方面。再一個方面就是對人的處理的問題。要不要處理人，傷害人。如何少處理人，不過多傷害人，這也是我當時面對最頭痛的問題。

反自由化以來，一些老人們勁頭很大，極左勢力也很大，想要整很多人。鄧小平一向主張對黨內一些搞自由化的人作出嚴肅處理。王震等其他幾位老人也是如此。鄧力群，胡喬木等人更是想乘機把這些人置於死地而後快。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在這次反自由化中盡量少傷害一些人，保護一些人，即使沒法避免也力求傷害得輕一些，這是一件比較麻煩的事情。一開始，在製定中央四號文件時，為了少傷害一些人，對如何處理在反自由化中犯錯誤的人作出了嚴格的規定。文件提出：需要在報刊上點名批判和組織處理的，只是個別公開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屢教不改而影響很大的黨員，並且應經中央批准。還指出，對有些持系統錯誤觀點的人，可以在黨的生活會上進行同志式的批評，允許保留意見，採取和緩的方式。我在宣傳部長會議上和其他場合還講了在思想文化領域要團結絕大多數人的問題，指出包括有這樣 或那樣片面錯誤觀點的人都要團結。我還指出，在從事思想理論文化領域工作的黨員中，既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又熱心改革開放的人固然不少，但也有些人擁護四項基本原則，而有些保守僵化，也有些人熱心改革開放，而講了些過頭的話，出格的話。既不要把前者看成是教條主義，也不要把後者看成是自由化分子，都是要教育團結的人。我當時有意識地強調反自由化時把有點自由化錯誤的人和有點僵化保守的人，都說成屬於認識上的片面性，就是為了盡量避免或少傷害人。

但是，我們已經實行了三十多年的社會主義，對一直遵循傳統社會主義原則的中國人民，究竟應該給個什麼說法呢？一種說法是，中國社會主義搞早了，該退回去，重 搞新民主主義;一種說法是，中國未經資本主義發展就搞社會主義，現在應當進行資本主義補課。這兩種說法雖然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是必然會在理論上引起很大爭論，很可能在思想上造成新的混亂。特別是這樣的提法不可能得到通過，搞得不好會使改革開放事業遭到夭折，因此不能採取。我在1987年春季考慮十三大報告 時，很長一個時期就考慮這個問題如何回答。在思考過程中我越來越覺得“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提法最好。它既承認，肯定了我們已搞了幾十年的社會主義的歷 史，同時由於它是個初級階段，完全可以不受所謂傳統社會主義原則的約束，可以大膽地調整超越歷史的生產關係，從越位的地方退回去，實行適合我國社會經濟水 平和生產力發展需要的各種改革政策。

也許有人會問，你過去在地方工作，怎麼對經濟改革發生興趣？我認為中國經濟必須改革，雖然那時我也看過一些東歐經濟改革的書，但出發點不是為了改 革而改革，主要的是我認為中國的經濟弊端太多，人民付出的代價太大，效益太差。但弊端的根本在哪裡，開始也不是很清楚。總的想法就是要提高效益。來北京 後，我對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明確地不是為了追求產值多少，也不是要把經濟發展搞得多快，就是要在中國找到一個如何解決人們付出了勞動，而能得到相應的實 惠的辦法，這就是我的出發點。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經濟增長2-3 ％就不得了了，而我們經常增長10 ％，但人民生活沒有得到改善。至於怎樣找到一條路子，我當時觀念裡沒有什麼模式，沒有系統的主張。我就是希望經濟效益好，有這一條很重要。出發點就是經濟 效益好，人民得到實惠。為了這個目的，摸索來，摸索去，最後就找到了適合我們的辦法，逐漸走出了一條路。

當然將來哪一天也許會出現比議會民主制更好，更高級的政治制度，但那是將來的事情，現在還沒有。基於這一點就可以說，一個國家要實現現代化，不僅 要實行市場經濟，發展現代的文明，還必須實行議會民主制這種政治制度。不然的話，這個國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場經濟成為健康的，現代化的市場經濟，也不可能 實現現代的法治社會。就會像許多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出現權力市場化，社會腐敗成風，社會兩極分化嚴重的情況。

現在回想起來，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實在不容易，阻力很大，顧慮很多，很多無名恐懼，給要做這些事的人帶了很多帽子。改革開放，尤其是開放很不容易。 一涉及到與外國人的關係，總怕喪權辱國，怕自己吃虧，說“肥水不流外人田” 。所以我常給他們講這個道理：外國人到中國投資，他們本來就很多顧慮，我們的政策這樣不穩定，應該說有很多風險，要怕的應該是拿錢進來的外商，我們中國政 府有什麼可怕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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