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二十五周年

於維多利亞公園所舉行的紀念儀式已經到了二十五周年。參與和主辦的憑著一點良知堅持到今天。大家都追求社會公義和民主。多年來的紀念儀式已經成了香港的標誌，但並不是追求社會公義和民主的唯一方法。要知道，重複做事而妄想有新結果是傻的。

集會的其中一個口號是建設民主中國。可是除了喊口號，二十五年來還做了什麼？若非改革，便是革命。橫貫世界歷史，英國花了500年從立憲到憲政，德國用了60年來推動憲政，日本用了20年來實現現代化。可惜，中國自1906年到今日仍然沒有憲政。108年呀！

為何？民主皆不是中日文化本來有的理念。其本因是學習能力和開明態度。日本習慣學習。唐朝時學習中華文化，200年前學習西方文化。學習荷蘭人的醫術，德國的軍事。可是中國自元朝卻日漸保守。縱使唐朝有很多外國人居住、外國食物、外國服飾、外國娛樂。宋代有四大發明。自元朝，菁英殆盡，全國成奴。心思都在元曲。社會、政治、哲學、科學、教育和航海的發展自明朝終止。發展萬萬不及先秦時期百家爭鳴。清朝的學術發展墮落到只有考據學。流失大量古代智慧和知識的同時，反而歐洲的教會協助傳遞知識。有些人認為佛教傳入中國代表中國有包容的文化，但不知道佛教傳入中國後需要扭曲部分觀念，才能得以傳揚，以免衝撞中國傳統家庭觀念。外地文化傳入最後都只是強化本身文化，而非改進自身。最多只是輕微改良老庄道學。談不上促進整體文化發展。若你研究打醮，便發現道教、佛教和其他宗教儀式一應俱全。所有儀式只是工具，完全忽略是否合理，是否統一。

學習能力有兩個方面。其一，像職業培訓，學習工藝知識。其二，像學術研究，通過實驗和論證，創造新知識。中國長時期以不斷嘗試來磨練工藝，卻誤用來作新舊之間取捨。當社會愈來愈複雜，超越了新舊模式，便無法處理問題。大部分君王都是依靠一些如周易和五行學說等道德觀念來管理天下。當現象不符理論，便以為子民缺乏教化，而不認為理論有缺憾。從所謂疏不破注，便可見他們故步自封。於是政令推行時，竄改報告掩飾錯失，也會用來奉迎君王所信奉的學說理論。從人口紀錄，準確率比日本低很多，便知情況有幾嚴重。時至今日，也是如此。禁制上訪，製造和諧假象。

學習能力低，也可能源於古代已經崇尚直觀和頓悟有關。缺乏學習和思考方法，依靠天人感應。哲學推論不足，或者推論起點太高，導致後繼無人。中國哲學家數目和諾貝爾得主跟人口比較是不成比例。這跟開明程度有關，加上文化的複雜性，文化惰性更強。

可知道，民主不只是政治制度，也是生活方式，是文化一員。人民需要相信制度背後的宗旨，才能運作得宜。這不是功利主義者的習慣。需要思考模式的轉變。歷史告訴我們中國大陸沒希望。沒有比政府更強大的改革動力。因此香港民主化不能依靠中國大陸的民主化。

維園集會的第二個口號是平反六四。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失敗後，貪腐集團更有財有勢，成了今日社會支柱。社會道德淪喪，精神支柱消失，毫無歸屬感。沒有是非，只有財勢，專制社會牢固不破。歷史教訓不斷重複。抱著文明國度中的西式社運來追求平反六四，而缺乏其他策略部署就是傻的。

除了喊口號，可做什麼？首先要認清自己身分。香港人講英語，講廣府話。相信孝道，人文關懷。相信禮義廉恥，相信理性、公義、法治、民主。比中國大陸人，香港人揉合華夏和西方文化。可惜移民潮和主權移交後，菁英外流，社會發展停滯不前。華夏文化的深層問題懸而未決。重修華夏文化，鞏固兩大基石之一；結合西方憲政，使之現代化。從而建立歸化香港計畫，抵抗千瘡百孔的國民教育。從而建立政策設計準則，以復興本土經濟，吸引海外人才，抵抗經濟全球化的風險。要強化香港為華夏文化中心，以文化和社會制度來建立自己長遠優勢。

(English version)

有關文章

1. 華夏文化迷思
2. 華夏文化的愛與痛
3. 華夏文化迷路

香港名人錄一

孫中山

孫中山早年曾受中國傳統教育，在香港西醫書院第一名畢業，期間認識西方世界較深，通曉粵語、官話、英文、日語。曾上書李鴻章，要求滿清朝廷改革。後因清朝積弱不振，於中日甲午戰爭時，在檀香山加入由楊衢雲創辦之中國第一個革命團體興中會，後在東京合併改組為中國同盟會，擔任總理。倫敦蒙難使其聞名中外，多數外國人視其為中國革命領袖。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前，孫曾在美國收到黃興匯款電報，而辛亥革命主要由中國同盟會中部機關部湖北負責人居正主導下，由受革命思想啟發之新軍團體「文學社」社長蔣翊武與同盟會會員組成「共進會」孫葆仁發動起義。起義爆發隔天，遊說英、美、法、德政府與四國銀行團，要求列強保持中立與終止對滿清貸款，並且支持中國革命。歸國後被多數革命者認為他聲望與能力足以成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領導人，因此被選為臨時大總統。

伍廷芳

伍廷芳，清末民初外交家、法學家、書法家。他是首位取得外國律師資格的華人，也是香港首名華人大律師和首名華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之後回中國從政，是中國近代有名的外交家。三歲時隨父親回中國廣州芳村定居，在廣州讀書。十四歲時在親戚陳藹亭陪同下往香港求學，在聖保羅書院就讀，畢業後於1861年任香港的高等審判庭、地方法院等的翻譯。1860年，創辦中國第一份中文報紙《中外新報》和《香港華字報》。1882年10月底，伍廷芳離港北上，到天津接受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的邀請，任法律顧問，成為李鴻章的幕僚。其間曾參與1885年中法新約、1886年長崎事件、1895年馬關條約等的商議，擔任馬關條約換約全權大臣。亦曾任中國鐵路公司總辦等職，創辦中國歷史上第一條經政府批准興建使用的鐵路唐胥鐵路。1911年辛亥革命後，伍廷芳支持革命，上《奏請監國贊成共和文》、《致清慶邸書》，於12月的南北議和中代表南方政府，出任民軍總代表。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建立後，任南京臨時政府司法總長。1919年，任廣東省省長及後一路追隨孫中山。1921年孫中山於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伍任外交部部長，兼財政部部長、廣東省省長；更曾一度任代行非常大總統。

王寵惠

王寵惠，廣東東莞人，生於香港。中華民國政治家、外交家、法學家。歷任外交總長、司法總長、國務總理、代理行政院院長、中華民國第一任司法院院長、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等職務。14歲時入天津北洋西學學堂二等學堂（今天津大學前身）法科預科。1900年（光緒26年）畢業獲欽字第一號考憑，為中國第一個獲得國內大學（或專科、大學預科）文憑者。此後他任上海的南洋公學教官。1901年，他留學日本學習法律、政治。在日本，他發起成立國民會，並任《國民報》英文記者。1912年1月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他被任命為外交總長。袁世凱死後，他就任法律編纂會會長。1920年他任大理院院長、北京法官刑法委員會會長、法理委員會會長。他和胡適等人在《努力周報》上共同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說明憲政的實行需要有好人組成政府（「好人政府」）。1922年11月，財政總長羅文幹被總統黎元洪命令逮捕，王寵惠內閣上台不久就倒台了。1923年，他任海牙常設國際法院法官。

楊衢雲

楊衢雲，廣東東莞出生，中國近代革命家，1890年於香港創立最早的革命組織輔仁文社，創辦興中會且為首任會長，負責策劃廣州起義。1901年在香港遭清政府派人刺殺。

陳言

陳言，字善言，號藹亭，廣東新會人，清末報業家、外交官。曾任香港裁判處通事（譯員），香港《德臣報》翻譯、副主筆。1871年，在親戚伍廷芳、何啟等幫助之下，他以《德臣報》中文版名義創辦《中外新聞七日報》。1872年起獨立發行並改名《華字日報》。1878年出任清廷駐美國使館參贊，旋調任駐古巴領事（兼駐馬丹薩）。1884年起改任駐馬丹薩領事。1886年升任駐古巴總領事，1893年離任。

晏陽初

晏陽初，中國平民教育家和鄉村建設家。是中國平民教育的先驅。四五歲時開始到父親開設的塾館念書，接受啟蒙教育。十三歲時，進入內地會傳教士開辦的天道學堂讀書，1906年畢業，經校長推薦到成都華美高等學校學習。1910年，因對華美校風的不滿而退學，在成都一中學任英語教師。1911年結識了英國青年傳教士史文軒，協助他創辦輔仁學社。同年9月因保路運動爆發而返回巴中，在巴中中學擔任英語教師。1912年夏天，晏陽初返回成都繼續在輔仁學社工作，同年年底他接受史文軒的建議，赴香港深造。1913年他順利考取香港聖保羅書院，並獲得該校英王愛德華七世獎學金。1916年同年他入美國耶魯大學攻讀政治學與經濟學，後獲學士學位。在耶魯大學求學期間，晏陽初還曾經受教於塔夫脫和威爾遜兩位美國前總統。1920年，晏陽初在普林斯頓大學研究院獲碩士學位。回國後他首先在上海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智育部主持平民教育工作，期間編製刊行了《平民千字科》等教材。1922年晏陽初發起全國識字運動，號召「除文盲、做新民」，3月他轉到湖南長沙組織平民教育討論會，並在長沙推行他的《全城平民教育運動計劃》。1923年在北京，成立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周壽臣爵士

周壽臣爵士，香港島黃竹坑新圍人，晚清高級漢族官僚，20世紀初期香港政商界著名人物，曾於1918年參與創立東亞銀行，並長年擔任該銀行之主席達三十多年。周壽臣為香港殖民地時期第一名華人議政局成員，作為政府及民間華人的溝通橋樑。另外，周壽臣亦熱心公益，積極參與慈善活動。曾經於1929年創立香港保護兒童會，又先後擔任保良局及東華三院顧問一職。

廖仲愷

廖仲愷，中國國民黨革命元勳之一，國民黨左派人物。當孫文於1923年1月和蘇聯發表聯合聲明後，廖仲愷被孫文派往莫斯科進行更進一步協商，同時蔣介石也被送去學習蘇聯政治和軍事制度。

唐紹儀

唐紹儀出生於廣東省香山縣，父親唐永大在上海經營茶葉貿易。唐紹儀從小在上海讀書，亦曾就讀於香港皇仁書院，1874年12歲時被清朝公費派至美國留學（第三批留美幼童），後來肄業於哥倫比亞大學。回國後，被派到天津水師洋務學堂繼續讀書。1895年被任命為駐朝鮮總領事。1907年，唐紹儀出任首任奉天巡撫，負責處理東北地區的外交。1910年他任郵傳部尚書。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唐紹儀在「南北議和」事件中擔任清政府代表，與南方民軍代表伍廷芳在上海進行談判議和。1917年8月，唐紹儀南下參加護法運動，9月17日孫中山就任軍政府的大元帥，並任命他為的財政部長，但他始終未就任。1918年5月，軍政府改為總裁制，唐紹儀被國會推為七總裁之一。1919年南北和談，唐任南軍代表。

儒家思想與人道主義

看了新儒家與企業精神的簡單介紹。它指出儒家最關心的一個方面是我們如何學會做人。儒家思想堅持人道主義的方向，並且倡導一種人道主義的生活方式。當然，我們大家都是人，但即使如此，我們仍然必須有意識地去學做人。這是一個極為複雜的進程，其中牽涉到信念、不斷的努力和整體探討。

首先，根據儒學的教義，學做人不是自發的，它牽涉到個人的抉擇和信念。沒有這樣一種自覺的努力，我們只能在極有限的意義上是人。因為我們不能實現人的全部潛力，所以我們必須獻身於學做人的道德和精神歷程，把學會做一個完人當作一項畢生的事業。

第二，這個學習過程是連續不斷的。我們不能把它看做一個能在有限的時間範圍裡完成的課題或項目。事實上，許多儒者都主張做人的進程是永無止境的。

第三，這個進程是整體性的。學做人並不僅僅是學習一種特殊專業的技巧，或者是熟練某一個特殊的行當。眾所周知，要成為一個音樂家或藝術家，牽涉到的就不光是獲得良好的技巧，培養音樂才能或藝術意識，同樣也需要個人品質的修養。以此類推，學會做一個完人，就要求在倫理和宗教意義上，使人格得到全面的改造。

在古典儒家哲學對於這個核心問題的發展初期，孔夫子對真正的學習所下的定義是“為己之學”。我們這裡所意味的為己之學是什麼呢？從表面上看，它好像是主觀的理想主義或極端的個人主義，但實際上，儒家對於群體的重視，與我們通常所理解的個人主義恰恰相反。儒家既不把自我看作單一的分離的個體，而是把它看做人類關係中的一個實體。每一重關係都有助於自我的發展和全面的構成。自我，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是它的所有關係的總和。同時，它又被看做各種關係的一個中心，不能被歸納於這些關係本身。

作為關係的一個中心，自我在不斷地發展。它不是一個封閉的體系。相反，它總是向著人類經驗和人類關係的其他層次開放。在這個意義上，自我，作為關係的中心，涉及到一個在不斷發展中的人類關係網絡裡不斷進行擴充的進程。因此，我們必須把實現自我的真正進程同自我中心或者自私自利區別開來。要真正實現我們自己，我們就必須超越我們的自私自利和自我中心。

華夏文化的愛與痛

古代中國，文化深厚，但伴隨體制失效而墮落。五四運動對傳統文化的痛恨，共產黨無情的鞭撻。明白當中總有缺失。如何選擇優良部分保育，是華夏文化復興的重要工作。然而現代儒家學者為保留下來儒家文化注入現代詮釋也是十分重要。

孔子所推崇的仁，就是人文關懷，就是愛與尊敬。使所有人都可以得到尊嚴與關懷。所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政府做事要真誠踏實，自身做起，教育上才能推己及人。政府要遵從憲法克己，以達到恢復禮所要彰顯的仁。要取得人民的信任，也要有健全的議政制度達至社會和睦。

孔子所講的禮，如禮儀祭典，也像電腦的通訊制式，是為了溝通，為了傳遞仁這個信息，承載人文精神。我們要知道，現代社會不宜繁文縟節，要點到即止，否則又演變成禮教吃人，墮入明代形式主義的陷阱。

華夏文化迷路

上回大概指出何謂華夏文化，好像今天不復再。對孔子的尊敬、仁政、義理、天道、孝道等傳統都非常薄弱，特別是深圳河以北，香港次之，台灣則仍保持傳統。

雖然深圳河以北為照顧年老父母定立法律，看似以法治支持華夏文化，但卻是以法家角度出發。律法管制道德而非教化孕育道德，代表道德敗壞。憲法中缺乏彰顯華夏文化，無法使政府稟持華夏文化的精神。這反而突顯說一套做一套。

華夏文化側重君主如何對待子民，不是公民如何自決，更沒有所謂義務。看來有點格格不入，其實需要把仁義精神注入憲法中，而公民義務交給一般法律來定義。

理想歸理想，現實是社會早已跳入另外一個分岔路，怎樣跳進現代華夏體制是另一個大課題。

華夏文化迷思

華夏文化本指起源於河南黃河區域的文化。華本指美麗，夏則本指宏大。可能指華服夏鼎。
魯國人孔子的思想也來自河南一帶的諸侯國。所謂禮失求諸野。可見孔子所謂仁，早在周朝掉失。而孔子可能是最早推動復古運動的人。

先秦百家，孔子曰仁，孟子曰義，老子尚無為，莊子尚逍遙。孟子認為性本善，荀子認為性本惡。性本惡的概念及後結合法家，遠離仁義無為，成為國家運作方式。

秦滅六國後，禁制百家，加上缺乏邏輯，仁義無為各種思想理論無法健康發展。沒有神靈宗教或者宇宙觀支持，只靠模糊的天道所監督，無法建立自身權威。

各自為政的思想沒有有機結合，並使社會穩定運行。漢代儒家思想所成就的光輝只依靠某一兩位皇帝。大部份時間無以為繼，無法媲美現代憲法運作模式。

佛教傳入本可增強理論改進的能力。東晋的玄學清談接觸了佛教後，便出現改變，但要到宋代才出現心性道學。結合一點宇宙觀和人類社會雖然能引起一時風氣，但卻沒有發展成宗教，或者管治的法則。

社會在各種不完整的思想體系中遊走。帝王術和律法也在明清兩代走到極限。

儒家思想和華夏文化怎樣現代化仍然是個大問題。

新年伊始

新年伊始，要萬象更新。新人新政，舊人夢魘。污泥如何出清蓮，全靠種子本清源。利益集團遍佈全中國，香港應為廉政淨土。淨土以北，無人敢創廉政特區，根除貪污問題。利益盤算，廉政特區可能是虧本生意。

淨土以北，黨國重疊，陰霾不散，利益盤根錯節，經濟越高速，貧富越遙遠，社會問題日深。貪污問題卻當作統治問題，忽略了全民受害。或者全民滋養貪污，害了自己。花錢掩蓋問題，也不花錢解決問題。可悲。

改革開放初期，該推行廉政，以確立應當的秩序。現在養虎為患，恨錯難返。唯有創立廉政特區，宣誓奉廉，才可入籍，有望改造基因。

鹽荒鹽謊鹽慌

中國沿海一些地方有些人開始搶購、囤積食鹽，據說是因為擔心日本福島核電廠發生的泄漏會污染海洋，讓以後的食鹽沒法食用。這種擔心非常荒唐。即使發生了泄漏,也只是核電廠附近的海域受到污染，不可能整個海洋都受污染，核物質擴散到中國海域，早就被海水稀釋得可以忽略了。退一步說，即使以後海鹽都沒法吃了，還有礦鹽可備用呢。

另外也有人搶購碘鹽是因為聽說吃碘可以防輻射，在泄漏出來的放射性物質擴散到中國之前，先做好預防。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核塵擴散到一、兩千公裏之外的中國，而且嚴重到需要採取防範措施的地步，那麼日本早就成了不適合人類居住的核輻射地區了。何況碘鹽的含碘量很低，一天要吃上2千克鹽才能達到所需的劑量。

除了沿海地區，重慶市民因擔心日本核輻射的影響，重慶多家超市出現搶購食鹽的現象。與『非典』時期的板藍根搶購風比較，似乎這次由日本核輻射引起的『鹽荒』來得更猛烈些。全國大部分城市的超市、商場乃至小賣部相繼出現『瘋搶』現象。搶完了鹽，搶醬油，搶完了醬油，搶海帶。商店瞬間被『洗劫一空』，只剩下貨架下方分外醒目的『售罄』二字。

雖然中國富起來，特別是沿海地區，教育水平有所提高。可是，面對輻射時，流言滿天飛，而且很多人相信這些謊話。教育沒有好好使他們獨立思考，冷靜分析，反而道聽塗說。

當然有不少人哄抬物價，趁機炒賣。當很多人搶購，恐慌便不斷產生。可是，為什麼他們不舉報炒家？

當有恐慌出現，人的選擇會出現問題。港人對日本核泄產生恐慌，爭相搶鹽，有災難心理專家指出，市民的心態屬「預期性威脅焦慮」，由於精神極度緊張而對災難信息過敏，在羊群心態作祟下有情緒性反應。專家建議，政府應繼續透過科學家等權威人士，從科學角度向市民解釋輻射對民生影響，避免市民再次感到恐慌。政府沒有好好解釋自己應變計劃來釋除公眾疑慮，還是國民不相信政府有能力解決問題。

政府消息不靈，流言速度飛快。封閉消息不是好方法，正面坦白迅速發放消息，才能取得信任。


“盐荒”实为“盐慌” 江西盐业吁公众莫盲目抢购
http://gb.cri.cn/27824/2011/03/18/3365s3190402.htm

中國民主旅程

每年7月1日香港各界除了慶祝回歸也會參與遊行。今年由香港民間人權陣線所舉行的遊行的主題為「七一向前走，香港前路在我手」。

遊行人士的目的雖然各有不同，有民生，有最低工資，也有反對種族歧視，但仍然以追求民主最為鮮明。

自從1988年爭取全面直選，香港市民不斷追求民主制度。在漫長的22年裡，對手從港英政府轉變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主派與中國共產黨斷絕溝通多年，談判無從說起，政治困局到現在才有變動。

可笑的是中國共產黨曾經在民國初期曾狠批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承諾保障國民言論自由，建立民主制度。國民馬上趨之若騖，可見追求民主始於民初。

當時除了共產黨，胡適也曾狠批國民黨一黨專政，不容國民挑戰孫中山的思想，沒有憲法的訓政只是專政。於是國民政府遷怒於他，通過教育部來向這位中國公學校長下一道訓令，說他的言論不符合校長的身份。

其實民國政府成立後，胡適見到整個國家積極求變自強，各方希望建立民主制度，但是他認為民智未開，國家發展仍然受到傳統文化制抓，需要先提高對自由，理性與人權意識水平，改變極權文化，才能為民主制度打下良好基礎，否則只是徒具模式。

因 此胡適與陳獨秀合辦新青年雜誌，喚起青年，認識個人自由，言論自由，宗教自由等等。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發表了石破天驚的《文學改良芻議》，促成了 新文化運動。可是後來陳獨秀加入共產黨，胡適黯然離開新青年，到北京繼續推廣民主科學的理想。1928年創辦《新月》月刊。翌年，發表《人權與約法》。

胡 適能夠接觸西方文化多靠他自己的努力，考取庚子賠款第二期官費生，遠赴美國留學修讀農科，後改讀文科，1914年前往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哲學，師承哲學家教 育家杜威。胡適本名嗣穈，受到「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科學觀念洗禮後，把自己的名字改為適。回國後，先後在北京大學與輔仁大學任教，教授文學，哲學，歷史 學，考據學，教育學和紅學。

身 為安徽績溪上庄村人的胡適，在外地求學，學成歸來回饋當地，都是順應當地的傳統。安徽績溪縣與附近的歙縣（歙音涉）前身是明清時代的徽州。徽州地少人多非 常窮，但位於杭州池州景德鎮三地中間。這樣自北宋以來促使當地人一到十幾歲要學習到外地經商，一去就是十多年後才返回徽州。他們買賣木材，銅器，鐵器，瓷 器，玉石，墨硯，茶葉，鉛錫，紗布，燕窩，洋蔘，白糖，糖果，胡椒，檀香，紅木香，臘丸等等，更經營飲食與典當，真是無所不包，更遍佈全國。

由 於從商關係，他們建立了非常務實的文化，對於從商或者考取功名都非常贊同。每個徽州人都要認字與學習運算，方便書信來往，營運生意。由於考取功名的人很 多，牌坊也特別多。文化與財富不斷累積，不但富甲天下，更稅甲江南，而徽菜徽劇慢慢形成了獨立風格。徽派建築也得到美國人的欣賞。黃山皖南古村落（宏村、 西遞）被列入世界遺產。歙縣績溪縣雙雙成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

另外由於絕大部分徽州人都是從商，他們不但以財富衡量個人成就，更特別注重契約精神，常言道好記憶不如爛筆頭。他們相信白紙黑字，要立紙為證。從這個角度來看，歷史上的徽州也有近代資本主義的影子，香港的影子。

現 代社會也建基於契約精神，是人與社會之間的契約，人與政府之間的契約。憲法與法例都是白紙黑字的法則，人人信守法律，彰顯了公義公平。三權分立，互相制 衡，彰顯了公開公平精神。有了法治的基礎，民主制度便能夠促使社會穩定地自我完善。中國的民主旅程可能要從歷史裡找，從徽州裡找。

參考書籍

王振忠，《千山夕陽明清社會與文化十題》

格里德，《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

深層次矛盾

溫家寶對曾蔭權說「要重視和加強宏觀和戰略問題研究，統籌全局，謀劃長遠，更好地解決一些深層次的矛盾，要發揮香港優勢，提高香港競爭力，更加重視發展社會事業和關注民生，以增進港人對未來的希望」。

溫家寶所說的在香港的深層次矛盾，究竟是什麼？中國人的話，總是曖昧不明，要局外人多番咀嚼。

要重視和加強宏觀和戰略問題研究。是香港的層次，還是全中國的層次？溫家寶所言，應該是全中國的層次。2004年，胡錦濤主席：「『一國兩制』作為一個嶄新事物，我們在實踐中難免會遇到一些矛盾。要正確分析和妥善處理出現的矛盾，關鍵是要堅持全面、準確地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持按照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辦事，依法治港，依法治澳，堅持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堅持在愛國愛港、愛國愛澳的旗幟下實現最廣泛的團結，而且團結的人越多越好。」可見，其中一個矛盾在於一國兩制中香港與中國的關係，在於為23條立法。

2006年，國家主要領導人胡錦濤、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曾慶紅等中央領導多次寄語香港，一要抓住機遇謀發展，二要包容共濟促和諧。另外，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指出，香港人完全能夠管理好、建設好、發展好香港；並認為，解決香港目前仍然存在的一些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務必加快發展。他把經濟發展聯繫到深層次矛盾，希望把經濟利益公平地分配到社會各界，讓整個社會更團結。

內地對社會團結，和諧社會的理解與香港的理解很不同。內地以異見聲音，社會不滿的情緒，政策制定與落實的速度來衡量，足見軍事動員的思維。香港則以能否容納社會不同聲音，政策是否以公平，公正，公開的方式來制定，市民能否參與制定過程，社會不滿的情緒來衡量。這樣理解的落差導致處理矛盾的差異。

統籌全局，謀劃長遠。政策制定，要及早考慮經濟社會民生各方面因素，要兼顧各種諮詢宣傳游說等技巧，讓議事過程順利，政策便能快速落實，避免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好像高鐵在立法會的討論在2003年基本上是停頓。當武廣高鐵已經開通，香港段卻還未動工，便讓他們覺得香港未能緊接內地發展。唯有及早對宏觀問題作出研究，便能在早期合作關係爭取發言權和主動性，否則事事被動，自然被邊緣化。

更加重視發展社會事業和關注民生。在內地來看，社會事業包括了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社區，福利等等。中國重視教育，希望儘快提高全國教育水平，把13億個包袱變成13億個重要資產。可惜，內地教育管理仍然緩慢地改善，需要香港的教育管理這支強心針。民生是個永恆的課題。他們相信解決民生，便能減少很多不必要的社會問題。香港方面，不但要解決民生，還要建立公義的社會。這樣，社會各界才能有一個可靠的制度來發展。

最後，最大的深層次矛盾其實是政改。對於內地常強調發展，顯然政改不是首要目標。香港則追求加快政改。縱使讓內地明瞭香港充足準備普選，但仍缺乏談判與協商技巧。追求普選不是小孩逼家長買玩具，而是需要跟從法律與遊戲規則來設計策略，意圖一環一環拉近目標。不善用區議會間選議席的缺口，而硬碰功能組別，是過分理想化的動作。希望他們能夠建議在立法會增加１５個區議會間選議席，１５個直選議席，來增加民主本錢。

施政報告Part2

曾蔭權在今年的施政報告名為群策創新天，提出進步發展觀，與胡主席的科學發展觀，首尾呼應。可是，那裡才進步？發展還是發財？

政府參與前海的發展，強調提升香港本身的服務業，但是忘了深圳高速土地發展是從寶貴的港粵共享的珠江和后海灣而來。土地污染，水污染等等不能單方面解決。最怕后海灣變成后海渠，影響了米埔紅樹林的水質。

其實，進步發展觀比科學發展觀更抽象更模糊。科學發展觀可以理解為以科學精神作為發展原則，不要盲目發展，要有科學驗證為基礎。可惜曾蔭權的科學發展觀，發展本身含有進步的概念，進步發展觀就是文字通脹的產物。進步發展觀就是發展，在狹窄的經濟角度來看，就是發財。如果能夠平衡保育，環保與發展，可以稱呼為均衡發展觀或者永續發展觀。

要麼發展知識型經濟，其實要尊重知識，發掘知識，開拓知識領域，鼓勵研究。有清晰目標，人才自然來。不要學亞洲電視以前先挖角後定策略，人才快來快去，徒勞無功。只有多元活潑的文化及優質的生活環境是必要條件，但不足夠。科技研究經費，轉變成產品的支援，政策鼓勵採用本地研發的產品都是必要的。

中環要保育，但其他地方呢？舊中區警署已經剩下軀殼。拆了中環天星碼頭，才保育。活生生的被害死，死了就被製成標本。

樹木管理方面，政府最多只有內部指引，還不立法管理，樹木管理辦事處不需要跟從什麼法例來管理，讓各界難以參與及監管。

在低碳經濟，政府以為服務行業是低耗能，卻不知道很多零售業的商店與廣告牌都是高耗能。最好把商業電費變成累進的計算方式，或者凌晨時段提高收費，或者制定光污染的條例。慳電膽要慳ｄ，應該採用ＬＥＤ燈。地鐵開始用了，政府地方要儘快採用。

檢討空氣質素指標，而不加強改善空氣質素的措施，治標不治本。應該大力推廣電動車，甚至本土設計的電動車；車輛指示燈該用ＬＥＤ，增加飛輪以儲蓄啟動所需動能，減少車輛消耗汽油；大廈增加儲蓄電力裝置，減少增加發電機組來提供高穩定性的電力，減少發電廠的污染。

固體廢物管理，膠袋是冰山一角，街道上應該多設立分類回收箱。為消費品的包裝制定嚴厲的政策，促使製造商負責產品包裝的回收。其實，香港某些健康飲品已經採取了行動，對於減低包裝成本，增加顧客歸屬感，都甚有成效。電話都可以ｔｒａｄｅ－ｉｎ。其他產品應該可以效法。

飯盒方面，應該在推行之前發現問題。小學生都知道即棄飯盒一定造成嚴重污染。現在才提出改善方法，太慢了。

報告強調愛心、關懷、互助、履行公民責任和維護傳統價值。可是，長者宿位長期不足，政府沒有愛心，不願意撥更多地興建長者中心。這些中心的建築自然製造就業，營運時候需要很多護理人手，也製造就業。關懷青少年卻專注於驗毒。

報告說社會流動機會亦趨於制度化，學歷成為個人能否進身中產的關鍵。其實，兩者沒有必然關係，如果學歷是關鍵，便代表社會流動機制單一化。社會流動機制制度化反映了社會現代化，制度化暗示過程是公開公正。不同的行業應該制定自己的資歷架構，而企業晉升制度應該配合資歷架構，讓人有清楚的努力方向，發展事業，進身中產甚至建立更美好的生活。現在的資歷架構不完整，企業可以參考又可以不參考，晉升制度不透明，促使企業內部權力鬥爭。企業如此，國家如此。

教育方面，少了個公開考試，少了分辨學生的資訊；遲了一年考試，多了一年懶惰。教育開支，政府常常以全年預算作比較，但是預算大少要看政府稅收。問題是有些國家雖然教育開支佔全年預算比較少，但是因為稅率高，教育開支仍然很大。因此，我們要注意教育開支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香港教育開支只佔GDP的4%。與南韓相約。

施政報告群策創新天

曾蔭權今年的施政報告名為群策創新天，其實私酒藏舊地。閉門思考，把自己的舊酒拿出來享受。

施政報告除了報告過去一年的成績，也要為來年定下願景Vision和具體目標Mission。正如一間公司會定義自己或者定立理想，為了達成理想要採取什麼策略，這些策略應該有什麼實踐方法。

按道理，群策創新天，就是願景，但是不清楚。究竟是怎樣的新天？雖然標榜群策，怎樣改善制度來讓市民協助政策的設計呢？

施政報告列出四大支柱產業，金融業為龍頭行業。報告側重配合國家的整體發展需要，但是忘了自己本來是獨立的經濟體系，要走自己的道路。內地企業總想怎樣走出去，香港卻未提伊斯蘭業務。金磚四國－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是世界的焦點，施政報告只看到中國。

旅遊業篇幅很少，只見個人遊和郵輪碼頭。沒有生態旅遊，沒有文化旅遊，更不用說與歷史保育結合。預計以往所建立的西化旅遊設施吸引了首次來港的內地遊客。富起來的內地遊客開始走遍歐洲美國等地，香港已經不是行程的起點與終點。見慣正貨的西方遊客不再看模仿西方的旅遊設施和商場。唯一吸引他們可能是郊外山水。

貿易方面，一廂情願的強調香港與內地的設施明確分工，保持香港在環球供應鏈的領導地位。看看供應鏈，由原材料，產品設計，半製成品，製成品，批發到零售。香港缺乏原材料，所以不是供應鏈的源頭；中國則擁有豐富資源。負責半製成品／製成品的製造業早早北移再北移到世界工廠－中國。零售，即市場，中國就是世界最大的市場。既然製造業與零售在內地，批發自然落入內地手中。香港只好努力拓展最後陣地－產品設計。產品設計要照顧市場需要，但創意不能受制於市場需要。例如，冰皮月餅就是前者，帶領市場，創造市場，建立產品特色；合資電影就是後者，臣服於市場，是誰設計也沒所謂。

物流業方面，從地面來看，香港已經是中國眾多窗口之一，長江一帶有上海張華濱集裝箱碼頭，有鐵路接駁碼頭。華南一帶則有鹽田港，碼頭費用比香港低，只需要一次清關手續。香港從來不考慮用鐵路接駁碼頭來加強運輸力，減低馬路負荷，又不促使碼頭費用下調，困境難以解決。從空中來看，香港擁有很多國際航班，內地機場所擁有的國際航班相對較少，暫時仍然有競爭力。
物流業管理方面，香港十分成熟。其實很多內地的集裝箱碼頭是香港合資。香港物流業龍頭李先生獨具慧眼，很早到深圳，上海，寧波，惠州，江門，南海，汕頭，廈門，珠海發展，建立了13個碼頭。隨著內地不斷發展，香港物流業的靈魂（管理）會慢慢脫離軀殼（香港），以新方式存在。可能要走向物流研究，物流技術，物流管理，物流培訓，物流認證等各方向。

專業服務，報告空泛，可指醫生，又可指律師。確認醫生資格比較容易，確認律師會計師則困難。內地兼容個人容易，兼容機構困難。報告著墨不多，難望遠景。

六項優勢產業，是指教育產業，醫療產業，檢測和認證產業，環保產業，創新科技產業，文化及創意產業。千頭萬緒，土地先行。用土地鞏固香港的區域教育樞紐地位？！用土地為國際學校開路。什麼政策幫助改善教育，改善教育制度？暫時看到的是新高中課程未必能夠配合有75個國家承認的國際文憑的要求，銜接海外大學可能出現困難。因此，教育國際化集中在大學呈現，中學部分則依靠國際學校了。到現在，教育國際化還未回應＂為他人作嫁衣＂的問題。海外畢業生，畢業後的就業不是大學的管轄範圍，只能作介紹，但不能阻止離開香港工作。如果畢業生留港找工作，學生簽證又不知道可否延續，總不能未有工作前簽發工作簽證。地區合作，讓人聯想河套地區，何不為此定目標？

施政報告要發展醫療產業，又加強培訓人手，又預備土地。從輪候時間長，便知道人手不足。增加有關學額是補現有不足，還是為擴展醫療產業的需要？而檢測和認證產業未有藍圖，難作評論。

在環保方面，開發新能源或可再生能源，投資很大，是港商可以爭取的綠色商機嗎？奧巴馬就增加了有關研究經費。政府有沒有增加能源方面的研究經費？香港理工大學所研發的電動車MyCar已經在倫敦有售，香港政府則在大嶼山測試三菱的電動車，現已落實會購入10輛。

創新科技，志在新產品推出市場，讓社會受惠。現在推行像銀行按揭的現金回贈計劃，不如協助產品的工業設計，市場推廣和品牌管理。

在發展本地的文化及創意產業中，西九仍然是個載體，時間表則是個謎。

唯一清楚可見，十分具體的是保育中環，十分可喜。可是，令人發冷的卻是啟德發展區設立的區域供冷系統。充滿睡意的是醫療融資。

文章到此，十分漫長，下回再續。

趙紫陽的錄音內容

以下內容摘自趙紫陽的錄音(下載第一部分, 下載第二部分, ....)

6月3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裡乘涼，聽到街上有密集的槍聲。一場舉世震驚的悲劇終於未能避免地發生了。

“六四”悲劇三年後，我記下了這些材料，這場悲劇已經過去好多年了。這場風波的積極分子，除少數人逃出國外，大部分人被抓，被判，被反覆審問。情況現在應當是非常清楚了，應該說以下三個問題可以回答了：

第一，當時說學潮是一場有領導，有計劃，有預謀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現在可以問一下，究竟是什麼人在領導？如何計劃，如何預謀的？有哪些材料能夠說明這一點？還說黨內有黑手，黑手是誰呀？

第二，說這場動亂的目的是要顛覆共和國，推翻共產黨，這方面又有什麼材料？我當時就說過，多數人是要我們改正錯誤，而不是要根本上推翻我們的制度。這麼多年過去了，審訊中得到什麼材料？究竟是我說得對還是他們說得對？許多外出的民運分子都說，他們在“六四”前，還是希望共產黨往好處改變。 “六四“以後，黨使他們完全絕望，使他們和黨處在對立的方面。在學潮期間，學生提出過很多口號，要求，但就是沒有提物價問題，而當時物價問題是社會上很大的熱點，是很容易引起共鳴的。學生們要和共產黨作對，這麼敏感的問題他們為什麼不利用呢？提這樣的問題不是更能動員群眾嗎？學生不提物價問題，可見學生們知道物價問題涉及改革，如果直接提出物價問題動員群眾，實際上要反對改革，否定改革。可見不是這種情況。

第三，將“六四”定性為反革命暴亂，能不能站得住腳？學生一直是守秩序的，不少材料說明在解放軍遭到圍攻時，許多地方反而是學生來保護解放軍。大量市民阻攔解放軍進城，究竟是為了什麼？是要推翻共和國嗎？當然，那麼多人的行動，總有極少數人混在人群裡面攻打解放軍，但那是一種混亂情況。北京市不少流氓，流竄犯乘機鬧事，那是完全可能的。難道能把這些行為說成是廣大市民，學生的行為嗎？這個問題到現在應當很清楚了。

以上幾點，就是說明1987年中央領導班子改組，胡耀邦辭職以後，面臨著一個聲勢浩大的反自由化運動。在這種情況下，不反是不可能的。當時有一種很大的力 量，要乘反自由化來大肆批判三中全會的路線，要否定改革開放政策。而我如何頂住這股勢力，如何把反自由化運動控制起來。不使擴大化，不涉及經濟領域，盡量縮小範圍，盡量減少一些思想混亂，這是一個方面。再一個方面就是對人的處理的問題。要不要處理人，傷害人。如何少處理人，不過多傷害人，這也是我當時面對最頭痛的問題。

反自由化以來，一些老人們勁頭很大，極左勢力也很大，想要整很多人。鄧小平一向主張對黨內一些搞自由化的人作出嚴肅處理。王震等其他幾位老人也是如此。鄧力群，胡喬木等人更是想乘機把這些人置於死地而後快。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在這次反自由化中盡量少傷害一些人，保護一些人，即使沒法避免也力求傷害得輕一些，這是一件比較麻煩的事情。一開始，在製定中央四號文件時，為了少傷害一些人，對如何處理在反自由化中犯錯誤的人作出了嚴格的規定。文件提出：需要在報刊上點名批判和組織處理的，只是個別公開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屢教不改而影響很大的黨員，並且應經中央批准。還指出，對有些持系統錯誤觀點的人，可以在黨的生活會上進行同志式的批評，允許保留意見，採取和緩的方式。我在宣傳部長會議上和其他場合還講了在思想文化領域要團結絕大多數人的問題，指出包括有這樣 或那樣片面錯誤觀點的人都要團結。我還指出，在從事思想理論文化領域工作的黨員中，既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又熱心改革開放的人固然不少，但也有些人擁護四項基本原則，而有些保守僵化，也有些人熱心改革開放，而講了些過頭的話，出格的話。既不要把前者看成是教條主義，也不要把後者看成是自由化分子，都是要教育團結的人。我當時有意識地強調反自由化時把有點自由化錯誤的人和有點僵化保守的人，都說成屬於認識上的片面性，就是為了盡量避免或少傷害人。

但是，我們已經實行了三十多年的社會主義，對一直遵循傳統社會主義原則的中國人民，究竟應該給個什麼說法呢？一種說法是，中國社會主義搞早了，該退回去，重 搞新民主主義;一種說法是，中國未經資本主義發展就搞社會主義，現在應當進行資本主義補課。這兩種說法雖然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是必然會在理論上引起很大爭論，很可能在思想上造成新的混亂。特別是這樣的提法不可能得到通過，搞得不好會使改革開放事業遭到夭折，因此不能採取。我在1987年春季考慮十三大報告 時，很長一個時期就考慮這個問題如何回答。在思考過程中我越來越覺得“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提法最好。它既承認，肯定了我們已搞了幾十年的社會主義的歷 史，同時由於它是個初級階段，完全可以不受所謂傳統社會主義原則的約束，可以大膽地調整超越歷史的生產關係，從越位的地方退回去，實行適合我國社會經濟水 平和生產力發展需要的各種改革政策。

也許有人會問，你過去在地方工作，怎麼對經濟改革發生興趣？我認為中國經濟必須改革，雖然那時我也看過一些東歐經濟改革的書，但出發點不是為了改 革而改革，主要的是我認為中國的經濟弊端太多，人民付出的代價太大，效益太差。但弊端的根本在哪裡，開始也不是很清楚。總的想法就是要提高效益。來北京 後，我對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明確地不是為了追求產值多少，也不是要把經濟發展搞得多快，就是要在中國找到一個如何解決人們付出了勞動，而能得到相應的實 惠的辦法，這就是我的出發點。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經濟增長2-3 ％就不得了了，而我們經常增長10 ％，但人民生活沒有得到改善。至於怎樣找到一條路子，我當時觀念裡沒有什麼模式，沒有系統的主張。我就是希望經濟效益好，有這一條很重要。出發點就是經濟 效益好，人民得到實惠。為了這個目的，摸索來，摸索去，最後就找到了適合我們的辦法，逐漸走出了一條路。

當然將來哪一天也許會出現比議會民主制更好，更高級的政治制度，但那是將來的事情，現在還沒有。基於這一點就可以說，一個國家要實現現代化，不僅 要實行市場經濟，發展現代的文明，還必須實行議會民主制這種政治制度。不然的話，這個國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場經濟成為健康的，現代化的市場經濟，也不可能 實現現代的法治社會。就會像許多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出現權力市場化，社會腐敗成風，社會兩極分化嚴重的情況。

現在回想起來，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實在不容易，阻力很大，顧慮很多，很多無名恐懼，給要做這些事的人帶了很多帽子。改革開放，尤其是開放很不容易。 一涉及到與外國人的關係，總怕喪權辱國，怕自己吃虧，說“肥水不流外人田” 。所以我常給他們講這個道理：外國人到中國投資，他們本來就很多顧慮，我們的政策這樣不穩定，應該說有很多風險，要怕的應該是拿錢進來的外商，我們中國政 府有什麼可怕的呢？

(資料來源)

90年前的五四運動(第3部)

五四運動除了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人撤職外，還對中國產生甚麼作用？

其實有很多方面，譬如為了組織運動與聯合學會，男女學生被一視同仁，在會議與籌畫中平起平坐，已經打破了當時的傳統。

大學學生為了宣揚新思想，興辦很多免費的平民夜校，也是一個突破。

第一次讓群眾明白社會運動能夠為社會帶來改變，而各地大學學生建立更緊密的組織。

五四遊行後，出版活動非常活躍，短短八年間中國雜誌出版種類增長至三倍。特別是白話文的書籍多如雨後春荀。


新思想從外國大量湧進，譬如自由主義、實證主義、經驗主義、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等等，激發了國民對改造社會的熱情。可是大部分民眾對這些思想缺乏認識，難以深入批判，於是很多思想容易流於表面。對於如何利用這些思想來改革當時的社會，學生教師仍然是意見不一。



這 樣在新文化運動下統一起來的團隊在面對社會問題時，慢慢出現分裂。有些認為社會問題複雜，難以一步登天，要求以一步一步方式解決實際的社會問題。有些認為 社會問題牽連甚廣，難以頭痛醫頭，需要大刀闊斧的改革。其實，很多學生為了爭取更大的自由而避免討論政治，討論焦點集中在社會、文化、文學方面。確立政治 制度的理論基礎卻久久未能建立。

１９２２年，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後，主動對中國取消不平等條約，讓當時中國民眾對她產生強烈好感。學生教師也開始傾向唯物實證主義、社會主義。

隨著二次大戰和內戰的發生，社會的言論自由慢慢凋謝，思想的蓬勃發展也成了歷史。到了今天，賽先生健在，不知道德先生何時安好。


參考書籍

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
作者：周策縱
出版：江蘇人民出版社
ISBN： 9787214017796
出版日期： 2005-07

周策縱（1916年1月7日－2007年5月7日）出生於湖南祁陽，逝世於美國三藩市，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東方語言系和歷史系終身教授，國際著名紅學家和歷史學家，他特別專門研究五四運動。[wiki]

有關書目
http://literature54.culture.gov.tw/C_2_5.html

（９０年前的５４運動(part 2)）
（９０年前的５４運動(part 1)）
（８９年前的５４運動）

意底結牢

ideology被翻譯成為意識形態，但本來意義是a body of doctrine, myth with reference to some political and social plan指一套針對政治及社會的既有教條。可以看到是一種價值觀。可是我們所用的意識常常指consciousness－awareness of one's own existence，與價值觀無關。

根據李慎之的建議，應該把ideology翻譯成＂意底結牢＂。因為教條潛藏骨髓，植入在我們的意志之中，與我們的思想機密結合，牢不可破。既是音譯，又是意譯。

在中國仍然常常出現父母官這個名稱，可以是意底結牢的寫照。因為古代儒家思想中把君臣父子被劃入同樣的體系中。可是在西方世界，官只是公僕，父母仍然只是父母，甚至變成朋友，父母與官是涇渭分明。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他們賦有理性和良心，並應以兄弟關係的精神相對待。這種精神活在西方生活中，並對華人生活產生衝擊。香港父權日益下降，男女越趨平等。日本南韓社會也有相同的趨勢。雖然常常號稱女子能當半邊天，但內地仍然以父權為主。以父權窒礙個人發展，最終也會窒礙整個社會發展。社會發展不單依靠經濟發展及科學技術發展，更要精神上發展，才能走上精神現代化的路，符合當初五四運動中德先生與賽先生的理念。

維繫國民與國家的紐帶

一個國家能夠成為國家，而且讓國民有認同感是需要一些紐帶。這些紐帶可以是屬於相同的民族，擁有共同文化，可以是擁有共同語言文字，也可以是擁有共同的價值觀，甚至是擁有一段共同的歷史。紐帶就是大家擁有相同的特質。正如青蛙與毒箭蛙外形相同，出生時是小小的蝌蚪，長大後用肺呼吸，雖然叫聲及身體大小不同，但仍然被納入為兩棲類。當青蛙與毒箭蛙相遇，可能覺得有些親切感。雖然人類也是用肺呼吸，但不同的地方太多了。把青蛙與人歸納為一類就變得匪夷所思。

法國大革命後，歐洲各地興起的民族主義促使民族國家成立。一個民族需要有自己的國家。因此當時維繫民族國家的紐帶就是民族本身，並且常常以單一民族為主體。一個民族不但繼承了自己的文化還有自己的生活習俗，背後帶著自己的價值觀。紐帶的強度很高使民族國家內部非常團結，好像法國。當時法國非常團結而且很快變得非常強大，最後差不多佔領整個歐洲。

其實一個大民族會有很多分支，文化習俗及價值觀會有些分別。當強調以單一民族為主體時，容易導致分裂。那麼可以了解為什麼德意志聯邦需要這麼多時間來建立。現在德國一個州幾乎就是當年的一個城邦。每個城邦有自己的關稅，有自己的方言。為了謀取更大利益，首要打破城邦關稅，接著統一德語（現代標準德語），強化國民的文化紐帶。

中國內部有五大民族，漢滿蒙回藏。其實民國初期，各民族的文化、語言、文字、生活習俗、價值觀等等都不一樣。民族之間的紐帶很薄弱。滿族經過長期漢化，語言文字都已經死去。生活特色已經淡化。蒙古族仍然保留草原生活，回族及藏族則宗教色彩濃厚。文化差異這麼大，應該憑什麼來維繫這些民族呢？唯有建立共同的核心價值才能強化紐帶。

一個多民族國家不能單憑原自某一民族的理念來維繫其他民族。因為這樣導致他們質疑民族的對等性。依靠共同語言（普通話）的成效也不是很大。因為普通話並不是各民族生活中交談語言。正如我們不會因為大家都利用國際語言－英語而覺得同屬一個國家。縱使語言文字是法律規定的，沒有人執行的法律便只會變成一堆文字。

現代國家無可避免是個多民族國家。人口流動迅速，民族間通婚十分常見。好像新加坡與美國都是多民族國家。問題就是如何建立共同的核心價值，建立什麼核心價值。其實獨立初期的新加坡有很多民族衝突。新加坡政府獨立以來，經過長期努力，推行了多元文化主義，實行尊重各民族及其文化的多元性。同時，淡化民族差異，積極培養新加坡民族的一體性，就是所謂新加坡人。由於民族眾多，新加坡官方語言也很多，有英語、華語、馬來語及泰米爾語（印度南部及斯里蘭卡的語言）。新加坡政府還推行雙語教育。各樣政策的目標就是建立新加坡人的共和國。新加坡人便是新加坡的核心價值。

美國是一個自由民主國家，是一個讓人實現夢想的國家，是一個相信可以憑著個人能力來創造自己財富的地方，是一個充滿英雄感的地方。這些都是共同的核心價值。雖然我們知道所有美國白人會相信，大部分美國黑人會相信，部分拉丁裔的會相信這些價值，各民族間仍然有多少衝突。可是這些衝突自從馬丁路得金開始減少。民主制度也緩減了部分衝突。因此美國人對國家的認同感都不錯。

反觀現代中國的共同核心價值。是不是儒家？新儒家？還是道家？佛教？馬克思思想？三個代表？回族藏族對這些有多少認同呢？是否需要新的共同核心價值？從舊有價值建立紮實的新價值，是否可行？輸入現代社會價值？還是直接以自由民主為新的共同核心價值？面對種種難題需要更多的時間來研究、摸索及實踐。

重新思索國民教育

香港回歸，香港人身分改變，加添了國民的身分。這裡的國民就是中國的國民。國民教育應該教導新國民一些從前可能沒有做的事情，而且是國民應該做的事情。就是把中國看成自己的國家，把自己國家納入思考的範疇之內，要顧及國家的利益特別是整體及長遠的利益，維護國家的尊嚴。

一個國家不僅是政府本身，更包括了每個國民、整個社會、文化、國土的每個部分等等。因此國家的利益不是黨的利益或者當權者的利益，而是全體國民的利益。政治制度上，要公平公正公開，以法律為基礎，要能夠反映人民的要求，要清除貪污。因此國民要維護法治精神，自己要遵守法律，促使其他人遵守法律。在選舉中，也要考慮候選人的政策能否讓整個國家受惠，促使政府及法制不斷自我完善。

政府與國民也要協力保障言論自由及宗教自由。有需要的時候便提出意見，尊重別人意見，更要鼓勵別人提出意見。從理性角度出發，了解不同的宗教，了解不同的文化，了解不同的種族。學習人文關懷，學習欣賞不同的宗教，欣賞不同的文化，欣賞不同的種族。國民更要明白自己在任何地方都是國家的一份子，也是代表國家。自己的言行舉止都構成別國國民對自己國家的印象。

種種國家利益之中以國家安全為特殊例子，政府與國民要提高警覺，要保障大量人命安全，防止國防資料外洩，防止恐怖活動等等。正如公司員工不應把公司機密外洩，不應打擊士氣，更不應危害生命安全。正如不應忽略家庭人命財產安全把家中大門賣給收買佬來賺錢。當然也不應該把家門鑰匙及夾萬的位置告訴別人。如果以保密理由禁止家中各人作任何對話，則犧牲了言論自由，那便是不合理的要求。行動前要考慮各方面的因素，作理智的取捨，才是理性的表現，也是國民應有的表現。

國家的尊嚴則建立在每一個國民的尊嚴之上，只有每一個國民活得有尊嚴，國家便有尊嚴。試想一想，如果政府門面風光，國民生計卻朝不保夕，國家尊嚴何在？如果每位國民生活安定豐足，充滿自信心與尊嚴，國家尊嚴怎能不在？如果為了面子而掩蓋不是，讓國民蒙受痛苦，那便是真正的本末倒置。

因此國民教育不應該是洗腦活動，更不僅僅是升旗唱國歌，而是以理性及人文關懷為基礎，清楚地了解自身身分與國家的關係，維護國家的長遠整體利益及尊嚴。

講壇與論壇

香港是一個資訊自由的地方,市民有言論自由,發表意見的自由.可以隨意討論時事,研究任何項目,發掘社會問題.因此,香港有城市論壇,有全民開講,有星期幾檔案,以前有龍門陣.可是,大家討論除了本地事物外,幾乎沒有接觸國際題目.這與國際城市有點不相稱.

中國內地,資訊並不十分自由,記者不能隨便採訪.在國內,他們苦無新聞題材,只好向外發展,在外國找題材.他們收集大量資料,訪問不同人士,深入分析前因後果,於是他們對外國時事的報導有時候會更好.除了新聞,人們可以高談闊論的主要是古代的材料.例如百家講壇論述諸子百家.

在美國,每年則舉辦大大小小很多論壇及演講.籌辦者能夠邀請不同階層的人士,由詩人到電腦專家,由植物學教授到維基創辦人到前美國副總統.他們談論的題目從科技到人文關懷,從神學到非洲的貧窮.他們的題材總是新的.點子總是新的.廣大群眾因而得到啟發,他們的新構思啟發了更多人.這正正是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

香港不要浪費這種資訊的自由,不要浪費人才,不讓自己視野狹窄.要使眼光遠大,讓啟發不斷延續,社會不斷進步.否則,中國內地的會超越香港.

你的社會安全嗎?

往返廣東省內市鎮的人十分多。除了交通意外外，乘客還要面對一些治安問題。賊人常常在長途汽車下手，甚至好像早幾日前的劫案，包圍車輛大肆破壞，儼如軍事行動。利用藍牌的士下手。利用注射細菌液體來行劫。

打劫在任何國家都有，但以兇殘手段來打劫，卻是文明社會所最不能容納的。有些人建議，為免成為賊人的目標，最好扮成乞丐。可是，一般乞丐是不能上車的，扮成這樣是不能出差的。如果扮演惡人，以惡抗惡，便可能被公安拉到一個角落問話。

國內出差，容易出岔。

平民生活點滴

一個星期五天工作。下班就只是吃喝，到酒吧找女人，談的話題只是金錢與女人。回家不看新聞，只看翻版電影，鄰居已成模糊影像。男男女女在網上在QQ前吹捧自己。男子胡扯自己的女友樣貌有多美，身材有多好。女子胡扯自己的男友有很多錢，事業有多厲害。精神空虛，假大空總少不免。

當面對沒有人性的麵包的搶劫事情，人人都漠視不理。當被問及，則＂深表同情＂。當別人埋怨這些事情，則勸人接受國情。各家自掃門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

有些侍應生在沒有客人的時候，把自己當作大爺。客人來後，客人卻成了大爺。當了大爺，總少不免呼呼喝喝。司機面對乘客，恭恭敬敬。當司機成了餐廳的客人，也變成了惡大爺。抑壓日重，無處發洩，深生怨恨，身分變換，趁機報仇。

我們的的士司機駕車，左右飛舞，緊貼前方車輛。突然前方急停，他便急停，但後方的的士司機輕輕碰到我們。於是司機下車吵鬧一番，控訴對方跟車太近。是雙重標準，漠視交通規則。規則與制度對老百姓來說總是像王法、惡法，是統治者的手段。從此，任何的手法、方法都被看成了手段，是妖魔化。把手段看作正規的方式，卻是姑息惡行。

司機看見乘客被搶劫，不但不報公安，卻竟然埋怨乘客哭訴可憐。事不關己，己不勞心。厚黑橫行，狼心風行，如膜拜王道。

羅馬不是一天內建立的，龐貝卻可以一天內被摧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