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維多利亞公園所舉行的紀念儀式已經到了二十五周年。參與和主辦的憑著一點良知堅持到今天。大家都追求社會公義和民主。多年來的紀念儀式已經成了香港的標誌，但並不是追求社會公義和民主的唯一方法。要知道，重複做事而妄想有新結果是傻的。
集會的其中一個口號是建設民主中國。可是除了喊口號，二十五年來還做了什麼？若非改革，便是革命。橫貫世界歷史，英國花了500年從立憲到憲政，德國用了60年來推動憲政，日本用了20年來實現現代化。可惜，中國自1906年到今日仍然沒有憲政。108年呀！
為何？民主皆不是中日文化本來有的理念。其本因是學習能力和開明態度。日本習慣學習。唐朝時學習中華文化，200年前學習西方文化。學習荷蘭人的醫術，德國的軍事。可是中國自元朝卻日漸保守。縱使唐朝有很多外國人居住、外國食物、外國服飾、外國娛樂。宋代有四大發明。自元朝，菁英殆盡，全國成奴。心思都在元曲。社會、政治、哲學、科學、教育和航海的發展自明朝終止。發展萬萬不及先秦時期百家爭鳴。清朝的學術發展墮落到只有考據學。流失大量古代智慧和知識的同時，反而歐洲的教會協助傳遞知識。有些人認為佛教傳入中國代表中國有包容的文化，但不知道佛教傳入中國後需要扭曲部分觀念，才能得以傳揚，以免衝撞中國傳統家庭觀念。外地文化傳入最後都只是強化本身文化，而非改進自身。最多只是輕微改良老庄道學。談不上促進整體文化發展。若你研究打醮，便發現道教、佛教和其他宗教儀式一應俱全。所有儀式只是工具，完全忽略是否合理，是否統一。
學習能力有兩個方面。其一，像職業培訓，學習工藝知識。其二，像學術研究，通過實驗和論證，創造新知識。中國長時期以不斷嘗試來磨練工藝，卻誤用來作新舊之間取捨。當社會愈來愈複雜，超越了新舊模式，便無法處理問題。大部分君王都是依靠一些如周易和五行學說等道德觀念來管理天下。當現象不符理論，便以為子民缺乏教化，而不認為理論有缺憾。從所謂疏不破注，便可見他們故步自封。於是政令推行時，竄改報告掩飾錯失，也會用來奉迎君王所信奉的學說理論。從人口紀錄，準確率比日本低很多，便知情況有幾嚴重。時至今日，也是如此。禁制上訪，製造和諧假象。
學習能力低，也可能源於古代已經崇尚直觀和頓悟有關。缺乏學習和思考方法，依靠天人感應。哲學推論不足，或者推論起點太高，導致後繼無人。中國哲學家數目和諾貝爾得主跟人口比較是不成比例。這跟開明程度有關，加上文化的複雜性，文化惰性更強。
可知道，民主不只是政治制度，也是生活方式，是文化一員。人民需要相信制度背後的宗旨，才能運作得宜。這不是功利主義者的習慣。需要思考模式的轉變。歷史告訴我們中國大陸沒希望。沒有比政府更強大的改革動力。因此香港民主化不能依靠中國大陸的民主化。
維園集會的第二個口號是平反六四。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失敗後，貪腐集團更有財有勢，成了今日社會支柱。社會道德淪喪，精神支柱消失，毫無歸屬感。沒有是非，只有財勢，專制社會牢固不破。歷史教訓不斷重複。抱著文明國度中的西式社運來追求平反六四，而缺乏其他策略部署就是傻的。
除了喊口號，可做什麼？首先要認清自己身分。香港人講英語，講廣府話。相信孝道，人文關懷。相信禮義廉恥，相信理性、公義、法治、民主。比中國大陸人，香港人揉合華夏和西方文化。可惜移民潮和主權移交後，菁英外流，社會發展停滯不前。華夏文化的深層問題懸而未決。重修華夏文化，鞏固兩大基石之一；結合西方憲政，使之現代化。從而建立歸化香港計畫，抵抗千瘡百孔的國民教育。從而建立政策設計準則，以復興本土經濟，吸引海外人才，抵抗經濟全球化的風險。要強化香港為華夏文化中心，以文化和社會制度來建立自己長遠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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