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二十五周年

於維多利亞公園所舉行的紀念儀式已經到了二十五周年。參與和主辦的憑著一點良知堅持到今天。大家都追求社會公義和民主。多年來的紀念儀式已經成了香港的標誌，但並不是追求社會公義和民主的唯一方法。要知道，重複做事而妄想有新結果是傻的。

集會的其中一個口號是建設民主中國。可是除了喊口號，二十五年來還做了什麼？若非改革，便是革命。橫貫世界歷史，英國花了500年從立憲到憲政，德國用了60年來推動憲政，日本用了20年來實現現代化。可惜，中國自1906年到今日仍然沒有憲政。108年呀！

為何？民主皆不是中日文化本來有的理念。其本因是學習能力和開明態度。日本習慣學習。唐朝時學習中華文化，200年前學習西方文化。學習荷蘭人的醫術，德國的軍事。可是中國自元朝卻日漸保守。縱使唐朝有很多外國人居住、外國食物、外國服飾、外國娛樂。宋代有四大發明。自元朝，菁英殆盡，全國成奴。心思都在元曲。社會、政治、哲學、科學、教育和航海的發展自明朝終止。發展萬萬不及先秦時期百家爭鳴。清朝的學術發展墮落到只有考據學。流失大量古代智慧和知識的同時，反而歐洲的教會協助傳遞知識。有些人認為佛教傳入中國代表中國有包容的文化，但不知道佛教傳入中國後需要扭曲部分觀念，才能得以傳揚，以免衝撞中國傳統家庭觀念。外地文化傳入最後都只是強化本身文化，而非改進自身。最多只是輕微改良老庄道學。談不上促進整體文化發展。若你研究打醮，便發現道教、佛教和其他宗教儀式一應俱全。所有儀式只是工具，完全忽略是否合理，是否統一。

學習能力有兩個方面。其一，像職業培訓，學習工藝知識。其二，像學術研究，通過實驗和論證，創造新知識。中國長時期以不斷嘗試來磨練工藝，卻誤用來作新舊之間取捨。當社會愈來愈複雜，超越了新舊模式，便無法處理問題。大部分君王都是依靠一些如周易和五行學說等道德觀念來管理天下。當現象不符理論，便以為子民缺乏教化，而不認為理論有缺憾。從所謂疏不破注，便可見他們故步自封。於是政令推行時，竄改報告掩飾錯失，也會用來奉迎君王所信奉的學說理論。從人口紀錄，準確率比日本低很多，便知情況有幾嚴重。時至今日，也是如此。禁制上訪，製造和諧假象。

學習能力低，也可能源於古代已經崇尚直觀和頓悟有關。缺乏學習和思考方法，依靠天人感應。哲學推論不足，或者推論起點太高，導致後繼無人。中國哲學家數目和諾貝爾得主跟人口比較是不成比例。這跟開明程度有關，加上文化的複雜性，文化惰性更強。

可知道，民主不只是政治制度，也是生活方式，是文化一員。人民需要相信制度背後的宗旨，才能運作得宜。這不是功利主義者的習慣。需要思考模式的轉變。歷史告訴我們中國大陸沒希望。沒有比政府更強大的改革動力。因此香港民主化不能依靠中國大陸的民主化。

維園集會的第二個口號是平反六四。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失敗後，貪腐集團更有財有勢，成了今日社會支柱。社會道德淪喪，精神支柱消失，毫無歸屬感。沒有是非，只有財勢，專制社會牢固不破。歷史教訓不斷重複。抱著文明國度中的西式社運來追求平反六四，而缺乏其他策略部署就是傻的。

除了喊口號，可做什麼？首先要認清自己身分。香港人講英語，講廣府話。相信孝道，人文關懷。相信禮義廉恥，相信理性、公義、法治、民主。比中國大陸人，香港人揉合華夏和西方文化。可惜移民潮和主權移交後，菁英外流，社會發展停滯不前。華夏文化的深層問題懸而未決。重修華夏文化，鞏固兩大基石之一；結合西方憲政，使之現代化。從而建立歸化香港計畫，抵抗千瘡百孔的國民教育。從而建立政策設計準則，以復興本土經濟，吸引海外人才，抵抗經濟全球化的風險。要強化香港為華夏文化中心，以文化和社會制度來建立自己長遠優勢。

(English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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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華夏文化迷思
2. 華夏文化的愛與痛
3. 華夏文化迷路

香港名人錄一

孫中山

孫中山早年曾受中國傳統教育，在香港西醫書院第一名畢業，期間認識西方世界較深，通曉粵語、官話、英文、日語。曾上書李鴻章，要求滿清朝廷改革。後因清朝積弱不振，於中日甲午戰爭時，在檀香山加入由楊衢雲創辦之中國第一個革命團體興中會，後在東京合併改組為中國同盟會，擔任總理。倫敦蒙難使其聞名中外，多數外國人視其為中國革命領袖。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前，孫曾在美國收到黃興匯款電報，而辛亥革命主要由中國同盟會中部機關部湖北負責人居正主導下，由受革命思想啟發之新軍團體「文學社」社長蔣翊武與同盟會會員組成「共進會」孫葆仁發動起義。起義爆發隔天，遊說英、美、法、德政府與四國銀行團，要求列強保持中立與終止對滿清貸款，並且支持中國革命。歸國後被多數革命者認為他聲望與能力足以成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領導人，因此被選為臨時大總統。

伍廷芳

伍廷芳，清末民初外交家、法學家、書法家。他是首位取得外國律師資格的華人，也是香港首名華人大律師和首名華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之後回中國從政，是中國近代有名的外交家。三歲時隨父親回中國廣州芳村定居，在廣州讀書。十四歲時在親戚陳藹亭陪同下往香港求學，在聖保羅書院就讀，畢業後於1861年任香港的高等審判庭、地方法院等的翻譯。1860年，創辦中國第一份中文報紙《中外新報》和《香港華字報》。1882年10月底，伍廷芳離港北上，到天津接受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的邀請，任法律顧問，成為李鴻章的幕僚。其間曾參與1885年中法新約、1886年長崎事件、1895年馬關條約等的商議，擔任馬關條約換約全權大臣。亦曾任中國鐵路公司總辦等職，創辦中國歷史上第一條經政府批准興建使用的鐵路唐胥鐵路。1911年辛亥革命後，伍廷芳支持革命，上《奏請監國贊成共和文》、《致清慶邸書》，於12月的南北議和中代表南方政府，出任民軍總代表。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建立後，任南京臨時政府司法總長。1919年，任廣東省省長及後一路追隨孫中山。1921年孫中山於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伍任外交部部長，兼財政部部長、廣東省省長；更曾一度任代行非常大總統。

王寵惠

王寵惠，廣東東莞人，生於香港。中華民國政治家、外交家、法學家。歷任外交總長、司法總長、國務總理、代理行政院院長、中華民國第一任司法院院長、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等職務。14歲時入天津北洋西學學堂二等學堂（今天津大學前身）法科預科。1900年（光緒26年）畢業獲欽字第一號考憑，為中國第一個獲得國內大學（或專科、大學預科）文憑者。此後他任上海的南洋公學教官。1901年，他留學日本學習法律、政治。在日本，他發起成立國民會，並任《國民報》英文記者。1912年1月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他被任命為外交總長。袁世凱死後，他就任法律編纂會會長。1920年他任大理院院長、北京法官刑法委員會會長、法理委員會會長。他和胡適等人在《努力周報》上共同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說明憲政的實行需要有好人組成政府（「好人政府」）。1922年11月，財政總長羅文幹被總統黎元洪命令逮捕，王寵惠內閣上台不久就倒台了。1923年，他任海牙常設國際法院法官。

楊衢雲

楊衢雲，廣東東莞出生，中國近代革命家，1890年於香港創立最早的革命組織輔仁文社，創辦興中會且為首任會長，負責策劃廣州起義。1901年在香港遭清政府派人刺殺。

陳言

陳言，字善言，號藹亭，廣東新會人，清末報業家、外交官。曾任香港裁判處通事（譯員），香港《德臣報》翻譯、副主筆。1871年，在親戚伍廷芳、何啟等幫助之下，他以《德臣報》中文版名義創辦《中外新聞七日報》。1872年起獨立發行並改名《華字日報》。1878年出任清廷駐美國使館參贊，旋調任駐古巴領事（兼駐馬丹薩）。1884年起改任駐馬丹薩領事。1886年升任駐古巴總領事，1893年離任。

晏陽初

晏陽初，中國平民教育家和鄉村建設家。是中國平民教育的先驅。四五歲時開始到父親開設的塾館念書，接受啟蒙教育。十三歲時，進入內地會傳教士開辦的天道學堂讀書，1906年畢業，經校長推薦到成都華美高等學校學習。1910年，因對華美校風的不滿而退學，在成都一中學任英語教師。1911年結識了英國青年傳教士史文軒，協助他創辦輔仁學社。同年9月因保路運動爆發而返回巴中，在巴中中學擔任英語教師。1912年夏天，晏陽初返回成都繼續在輔仁學社工作，同年年底他接受史文軒的建議，赴香港深造。1913年他順利考取香港聖保羅書院，並獲得該校英王愛德華七世獎學金。1916年同年他入美國耶魯大學攻讀政治學與經濟學，後獲學士學位。在耶魯大學求學期間，晏陽初還曾經受教於塔夫脫和威爾遜兩位美國前總統。1920年，晏陽初在普林斯頓大學研究院獲碩士學位。回國後他首先在上海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智育部主持平民教育工作，期間編製刊行了《平民千字科》等教材。1922年晏陽初發起全國識字運動，號召「除文盲、做新民」，3月他轉到湖南長沙組織平民教育討論會，並在長沙推行他的《全城平民教育運動計劃》。1923年在北京，成立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周壽臣爵士

周壽臣爵士，香港島黃竹坑新圍人，晚清高級漢族官僚，20世紀初期香港政商界著名人物，曾於1918年參與創立東亞銀行，並長年擔任該銀行之主席達三十多年。周壽臣為香港殖民地時期第一名華人議政局成員，作為政府及民間華人的溝通橋樑。另外，周壽臣亦熱心公益，積極參與慈善活動。曾經於1929年創立香港保護兒童會，又先後擔任保良局及東華三院顧問一職。

廖仲愷

廖仲愷，中國國民黨革命元勳之一，國民黨左派人物。當孫文於1923年1月和蘇聯發表聯合聲明後，廖仲愷被孫文派往莫斯科進行更進一步協商，同時蔣介石也被送去學習蘇聯政治和軍事制度。

唐紹儀

唐紹儀出生於廣東省香山縣，父親唐永大在上海經營茶葉貿易。唐紹儀從小在上海讀書，亦曾就讀於香港皇仁書院，1874年12歲時被清朝公費派至美國留學（第三批留美幼童），後來肄業於哥倫比亞大學。回國後，被派到天津水師洋務學堂繼續讀書。1895年被任命為駐朝鮮總領事。1907年，唐紹儀出任首任奉天巡撫，負責處理東北地區的外交。1910年他任郵傳部尚書。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唐紹儀在「南北議和」事件中擔任清政府代表，與南方民軍代表伍廷芳在上海進行談判議和。1917年8月，唐紹儀南下參加護法運動，9月17日孫中山就任軍政府的大元帥，並任命他為的財政部長，但他始終未就任。1918年5月，軍政府改為總裁制，唐紹儀被國會推為七總裁之一。1919年南北和談，唐任南軍代表。

儒家思想與人道主義

看了新儒家與企業精神的簡單介紹。它指出儒家最關心的一個方面是我們如何學會做人。儒家思想堅持人道主義的方向，並且倡導一種人道主義的生活方式。當然，我們大家都是人，但即使如此，我們仍然必須有意識地去學做人。這是一個極為複雜的進程，其中牽涉到信念、不斷的努力和整體探討。

首先，根據儒學的教義，學做人不是自發的，它牽涉到個人的抉擇和信念。沒有這樣一種自覺的努力，我們只能在極有限的意義上是人。因為我們不能實現人的全部潛力，所以我們必須獻身於學做人的道德和精神歷程，把學會做一個完人當作一項畢生的事業。

第二，這個學習過程是連續不斷的。我們不能把它看做一個能在有限的時間範圍裡完成的課題或項目。事實上，許多儒者都主張做人的進程是永無止境的。

第三，這個進程是整體性的。學做人並不僅僅是學習一種特殊專業的技巧，或者是熟練某一個特殊的行當。眾所周知，要成為一個音樂家或藝術家，牽涉到的就不光是獲得良好的技巧，培養音樂才能或藝術意識，同樣也需要個人品質的修養。以此類推，學會做一個完人，就要求在倫理和宗教意義上，使人格得到全面的改造。

在古典儒家哲學對於這個核心問題的發展初期，孔夫子對真正的學習所下的定義是“為己之學”。我們這裡所意味的為己之學是什麼呢？從表面上看，它好像是主觀的理想主義或極端的個人主義，但實際上，儒家對於群體的重視，與我們通常所理解的個人主義恰恰相反。儒家既不把自我看作單一的分離的個體，而是把它看做人類關係中的一個實體。每一重關係都有助於自我的發展和全面的構成。自我，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是它的所有關係的總和。同時，它又被看做各種關係的一個中心，不能被歸納於這些關係本身。

作為關係的一個中心，自我在不斷地發展。它不是一個封閉的體系。相反，它總是向著人類經驗和人類關係的其他層次開放。在這個意義上，自我，作為關係的中心，涉及到一個在不斷發展中的人類關係網絡裡不斷進行擴充的進程。因此，我們必須把實現自我的真正進程同自我中心或者自私自利區別開來。要真正實現我們自己，我們就必須超越我們的自私自利和自我中心。

電視牌照與政府管治

我就看直播見到政府含糊其辭，整個行會只推一個官員公布結果，廣播管理局都要求行會解釋。大眾本來單純希望有王維基加入，但不合理的出局才引致大眾猜測原因。

當自稱法治的政府出現非理性行為，把競爭力排名第二的香港電視踢走，而且在保密制度中很多官員都企圖劃清界線，好大可能後面有非理性勢力影響行會。

就算背後有不可告人的合理理由，面對持相反意見公眾，是否應該準備更多以友善方式公布結果？已經有很多人確認蘇錦樑導致公關災難。

一個法治的政府適宜公開公共服務牌照審定準則，才使投資商人有足夠信心投資。看那上海自貿區都開門見山列出負面清單。如果香港的發牌準則如王維基在星期六主場所說，有能力的來申請政府自然會發牌，那要解釋為何拖延這麼久。如果政府需要等待舊牌照到期，那為何這麼早接納申請？

今次香港電視網絡出局事件好似有個學生不合格，想問幾多分才合格，想問自己的分數，老是卻說不能公開其他學生分數而不回答。其他人問班長，班長話老師要考慮中英數的分數。大家怎會滿意這些回答。

當政府什麼都以行會的保密制度封口，是否需要重新檢視這個制度？更甚者需要訂立檔案法，管理審議牌照的文件，怎樣生成，決定保密程度，保密有效期，何時可以銷毀。這麼才可以保證政府資料質素，促進監管能力，協助改善制度，最後改善管治。

現在當市民懷疑政府有違法行為，只能申請司法覆核。就算覆核成功，問題可能蔓延到其他地方，難以修補。德國政府在這個方面比較優勝，當政府要確保某些草案並非違憲，可先交給憲法法庭審議，避免犯下不能彌補的過錯。

華夏文化的愛與痛

古代中國，文化深厚，但伴隨體制失效而墮落。五四運動對傳統文化的痛恨，共產黨無情的鞭撻。明白當中總有缺失。如何選擇優良部分保育，是華夏文化復興的重要工作。然而現代儒家學者為保留下來儒家文化注入現代詮釋也是十分重要。

孔子所推崇的仁，就是人文關懷，就是愛與尊敬。使所有人都可以得到尊嚴與關懷。所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政府做事要真誠踏實，自身做起，教育上才能推己及人。政府要遵從憲法克己，以達到恢復禮所要彰顯的仁。要取得人民的信任，也要有健全的議政制度達至社會和睦。

孔子所講的禮，如禮儀祭典，也像電腦的通訊制式，是為了溝通，為了傳遞仁這個信息，承載人文精神。我們要知道，現代社會不宜繁文縟節，要點到即止，否則又演變成禮教吃人，墮入明代形式主義的陷阱。

華夏文化迷路

上回大概指出何謂華夏文化，好像今天不復再。對孔子的尊敬、仁政、義理、天道、孝道等傳統都非常薄弱，特別是深圳河以北，香港次之，台灣則仍保持傳統。

雖然深圳河以北為照顧年老父母定立法律，看似以法治支持華夏文化，但卻是以法家角度出發。律法管制道德而非教化孕育道德，代表道德敗壞。憲法中缺乏彰顯華夏文化，無法使政府稟持華夏文化的精神。這反而突顯說一套做一套。

華夏文化側重君主如何對待子民，不是公民如何自決，更沒有所謂義務。看來有點格格不入，其實需要把仁義精神注入憲法中，而公民義務交給一般法律來定義。

理想歸理想，現實是社會早已跳入另外一個分岔路，怎樣跳進現代華夏體制是另一個大課題。

華夏文化迷思

華夏文化本指起源於河南黃河區域的文化。華本指美麗，夏則本指宏大。可能指華服夏鼎。
魯國人孔子的思想也來自河南一帶的諸侯國。所謂禮失求諸野。可見孔子所謂仁，早在周朝掉失。而孔子可能是最早推動復古運動的人。

先秦百家，孔子曰仁，孟子曰義，老子尚無為，莊子尚逍遙。孟子認為性本善，荀子認為性本惡。性本惡的概念及後結合法家，遠離仁義無為，成為國家運作方式。

秦滅六國後，禁制百家，加上缺乏邏輯，仁義無為各種思想理論無法健康發展。沒有神靈宗教或者宇宙觀支持，只靠模糊的天道所監督，無法建立自身權威。

各自為政的思想沒有有機結合，並使社會穩定運行。漢代儒家思想所成就的光輝只依靠某一兩位皇帝。大部份時間無以為繼，無法媲美現代憲法運作模式。

佛教傳入本可增強理論改進的能力。東晋的玄學清談接觸了佛教後，便出現改變，但要到宋代才出現心性道學。結合一點宇宙觀和人類社會雖然能引起一時風氣，但卻沒有發展成宗教，或者管治的法則。

社會在各種不完整的思想體系中遊走。帝王術和律法也在明清兩代走到極限。

儒家思想和華夏文化怎樣現代化仍然是個大問題。

亮麗的口號 殘酷的現實

經過了6月4日，明白中國內地的信息封鎖不但沒有放鬆，還要加緊管制。可見，亮麗的口號 伴隨殘酷的現實。政治改革和民主發展是遙遙無期。

民主是要社會各界參與決定公共事務。每一個人都生而平等，其社會生活完全受到公共事務影響，所以每一個人都應該有平等的參與權利。平等參與有助於產生契約關係，政策容易得到公民認受。如果公民不認受政策，推行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出現不滿和對抗。

既然要參與，首先要知情。新聞自由，社會問題和各界需求都公開透明，社會才能切實面對問題。分析社會現狀，衡量緩急先後，甚至決策過程，都需要理性思考和討論。因此，公民需要適當的思考訓練和認識一些基本政治概念。

可惜到現在，充斥虛假的政治教育導致公民遠離政治。不知情，缺知識，民主制度無法運作。加上權力過分集中，貪污問題嚴重，幾乎拖垮了政權。

要下放權力到公民手中，才能加強監督。配合適當的教育，才能產生足夠的改革動力。

猜想要三分之二的人口約９億人有足夠的民主教育，而十年民主教育才算足夠。如果今天大概只有一千人有足夠的民主教育，十年後可能有十萬人，再十年後可能有一千萬人，再十年後可能超過９億。要理想的３０年，談何容易。

亮麗口號

北京兩會落幕，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舊政府交替，口號講得亮麗，什麼中國夢，幸福等等，但實際是否如此，仍有待商榷。其原因溫家寶早已經講了不少，問題仍然大量積存。證明背後各種勢力隨著經濟發展不斷增強。角力方式不透明，法治的力量無法抬頭。主動把黨內競爭程序化，定立合適的政黨法，使法律能夠監管政黨，包括共產黨，才能改善法治。

新年伊始

新年伊始，要萬象更新。新人新政，舊人夢魘。污泥如何出清蓮，全靠種子本清源。利益集團遍佈全中國，香港應為廉政淨土。淨土以北，無人敢創廉政特區，根除貪污問題。利益盤算，廉政特區可能是虧本生意。

淨土以北，黨國重疊，陰霾不散，利益盤根錯節，經濟越高速，貧富越遙遠，社會問題日深。貪污問題卻當作統治問題，忽略了全民受害。或者全民滋養貪污，害了自己。花錢掩蓋問題，也不花錢解決問題。可悲。

改革開放初期，該推行廉政，以確立應當的秩序。現在養虎為患，恨錯難返。唯有創立廉政特區，宣誓奉廉，才可入籍，有望改造基因。

Integrity of the law upheld

Chief Justice Geoffrey Ma
In the past few months, the law and the Judiciary have very much been the focus of discussion by many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his is hardly surprising: even if one does not encounter the courts or judges in the course of one's normal life, the law and the decisions of the courts can actually affect one's life, sometimes in a profound way. Last year, I said how critical it was for the community that the courts should be able effectively to resolve disputes. This year, I begin by reminding everyone of what can conveniently be called the integrity of the law. This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law in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his integrity and all its facets are what the community can expect - indeed demand - of its legal system.

Integrity of the law
I begin with the constitutional role of judges. Article 92 of the Basic Law declares that judges are chosen on the basis of their judicial and professional qualities. Each judge is required under the law to take a judicial oath - all in the same words - that he or she will uphold the Basic Law, serve Hong Ko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and safeguard the law without fear of or favour from anyone. It is therefore the law, under which all persons are equal, that is served by Hong Kong's judges and to which the courts owe their loyalty.

The core activity of the courts is to administer justi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I am often asked whether the courts take into account the public interest when deciding cases, particularly those cases which involve public law and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Of course they do, but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cases, the courts will look to what sectors of the public or the majority of the public or even the Government may desire as the outcome in any given case. That is not what is meant by the public interest. The public interest that is served by the courts is in the adherence to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fairness, dignity and justice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aw. I refer to these fundamental concepts because the courts are mandated to apply not just the content of the law but, sometimes more importantly, its spirit. But it is always the law and its spirit that dominate. No one, no institution, is above the law.

It is in the nature of a decision in a court case that someone will win the case and, correspondingly, for there to be a loser or losers. And in the area of public law where there may be matters of the utmost social, political or constitutional sensitivity at stake (for example, in immigration matters), the interest of the community as a whole may be engaged as well. In these areas, different sectors of the public representing different interests will each have radically different and diametrically opposed views as to what they regard as the "right result" in a case. In this type of situation, which can certainly pose challenges for the courts, what will guide the courts in making a just and right decision, knowing that whatever the result, substantial sectors of the public may not be satisfied with it?

The answer is ultimately a simple one and one which, I believe, the public expects. As in all cases that came before the courts for determination, the approach is exactly the same: adherence to the law and its spirit. This is what Hong Kong's courts do every day of the week in relation to every case that comes before them, whether the courts are dealing with simple money disputes, petty crimes or cases of the greatest constitutional importance. And no judge approaches the determination of a case with any pre-conceived ideas: a judge will approach a case with an open mind and always apply the law. It is not within a judge's constitutional mandate to do otherwise.

Transparency in the judicial process
Crucial to what I have just said about the court's approach in the resolution of cases, is that the court's activities are transparent. Transparency in the judicial process - meaning that it is clear for all to see that the courts and their judges are discharging their constitutional duty of deciding cases according to law without fear or favour - this transparency must exis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integrity of the law.

The transparency in the judicial process is demonstrated by two facets. First, save for limited exceptions, all proceedings in court are open to the public. Any member of the public is able to attend each stage of a court hearing: the opening of a case, the testimony of witnesses, counsel's submissions and the decision of the court or, where there is one, of a jury. The only limited exceptions to this are where the content of the court proceedings are so sensitive that it would not b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to have an open hearing, such as where the interests of children are involved.

The second facet of the transparency of the judicial process is in the reasoning of the court in arriving at its decision. It is an established feature of Hong Kong's system of law that every decision or judgment of the court will have the reasons for it clearly and explicitly available for all to see. This process of providing reasons serves at least two purposes. First, it enables the immediate parties to the relevant dispute before the court to know the precise grounds for the judgment. This will have particular relevance to the losing party, who would be given an opportunity to appeal the adverse judgment. In Hong Kong, the system of appeals is made effective by the fact that the appellate courts are able to scrutinise closely the reasons for any judgment of the court below. Secondly, from the public's point of view, the court's reasoning in a judgment will enable everyone to see for themselves exactly how the court has applied the law and fulfilled its constitutional mandate. This last point is crucial in my view.  As I have indicated earlier, particularly in public law and other high profile cases, sections of the public may hold quite radically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as to what should be the result of a case. It is only by looking at a court's reasoning that the respect for the integrity of the law can be maintained: this reasoning makes acceptable to the public what might otherwise be an unpopular result. It is made acceptable precisely because it can be seen that in arriving at a determination, the court has applied and remained faithful to the law. The Hong Kong community expects its courts and judges to apply the law fairly and equally rather than to determine cases by vague and arbitrary notions of what may be more popular or more attractive as an outcome. The reasoning of our courts is there for all to see. From the District Court to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the judgments of the courts are readily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on the Judiciary's website without charge.

Fearless, independent Judiciary
Of course the feature that provides the foundation of the integrity of the law is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Judiciary. I am often asked about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Judiciary and what evidences the existence of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Judiciary in Hong Kong. There is no doubt whatsoever in my mind that Hong Kong has a fearless and independent Judiciary, and that the concept of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Judiciary - a concept that is synonymous with Hong Kong's success in many people's minds - very much exists in Hong Kong. I do not, however, expect that everyone should merely take my word for it, even though it comes from the Chief Justice, but to look at two objective facts. The first of these is the content of the Basic Law itself: that Hong Kong should have an independent Judiciary as part of the constitutional model for Hong Kong, is stipulated in no fewer than three Articles of the Basic Law (Articles 2, 19 and 85).

The second objective fact which demonstrates the existence of an independent Judiciary is something to which I have already made reference: the reasoning that is contained in the court's judgments. This, perhaps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shows exactly how the courts and judges in Hong Kong operate in practice.

I have now discussed at some length the way I view the integrity of the law in Hong Kong. As I remarked earlier, the law has been the focus of much attention recently. It is of course inappropriate for me or indeed any judge to comment on individual cases, particularly those cases yet to be heard by the courts, but it is right to remind everyone of the basic framework and foundation of the law in Hong Kong. I would also like to remind everyone of the fact that although the courts do on occasion have to deal with the legal questions arising out of political matters, the courts and their activities ought not to be politicised. I entirely respect the rights of individuals to exercise their freedom of speech - indeed I think it is healthy in a society for this to happen and it is in any event guaranteed as a fundamental right here in Hong Kong - but the courts and judges will not be influenced by the very many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to which one is exposed these days. The courts and judges will at all times adhere only to the law and to its spirit - the community expects nothing less of the Judiciary.

Quality of Hong Kong's judges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Judiciary requires judges of the highest quality and standing to serve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I have earlier made reference to Article 92 of the Basic Law which provides that members of the Judiciary shall be chosen on the basis of their judicial and professional qualities. These stated qualities provide the only criteria for the appointment of judges and it is of course not difficult to see why. Apart from the Chief Justice and the Chief Judge of the High Court, there is no nationality requirement in the Basic Law for any other judge. Quite the contrary, the Basic Law (in the same Article 92) refers to members of the Judiciary being able to be recruited from other common law jurisdictions. Consistent with this is Article 94 of the Basic Law which states that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may make provision for lawyers from outside Hong Kong (as well as local lawyers) to work and practice in Hong Kong. Hong Kong is after all a common law jurisdiction and recognised worldwide as one. Our courts enjoy an enviable and respected reputation internationally. The Basic Law of course provides that Hong Kong applies the common law. The common law system has served Hong Kong well in the past and will continue to do so in the future. The common law and its operation are ultimately founded on fairness and justice being administered for the benefit of the community and its people.

The power of final adjudication in Hong Kong rests with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the highest court for Hong Kong. Article 82 of the Basic Law specifically provides that the Court may "as required invite judges from other common law jurisdictions to sit" on the Court. Since July 1, 1997,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in almost all its full appeals has invited a judge from an overseas common law jurisdiction to sit on the Court. These common law judges, comprising holders and former holders of the very highest judicial offices in their respective jurisdictions, have been tremendous assets for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and for Hong Kong. At present, there are 10 judges in the panel of judges from common law jurisdictions: two former Chief Justices of the High Court of Australia, a former Justice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New Zealand, three former members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Kingdom, two present members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Kingdom, the immediate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present President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Kingdom. The presence of these judges has without doubt added a significant dimension to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and its work. Many of the leading judgments in the appeals heard by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have been written by the common law non-permanent judges. It is widely recognised by judges, the legal profession and legal scholars that the "Fifth Judge" (as the common law non-permanent judges have been called) has mad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Hong Kong's jurisprudence. They enjoy the confidence of the community and will continue to do so for very many years to come. It is to be remembered that when a common law non-permanent judge is appointed to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that judge takes the same judicial oath as every other judge in Hong Kong and becomes a Hong Kong judge.

Relocation of Court of Final Appeal
Finally, I want just to provide an update on the planned relocation of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from its present address at Battery Path to Jackson Road. It is now anticipated that the move will take place in the middle of 2015. This may seem to be a long way off but the project, involving as it does structural tests, careful restoration of the historical features of the old building and of course the design of a functional (and larger) chamber for the Court itself, is a large project. I look forward greatly to seeing the building welcome not just the users of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but also members of the public. It will provide a constant, imposing and unshakeable reminder of the rule of law in Hong Kong.

Chief Justice Geoffrey Ma made this speech at the Ceremonial Opening of the Legal Year 2013.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於2013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的演辭全文(中文譯本)

律政司司長、大律師公會主席、律師會會長、各位嘉賓﹕

我謹代表香港司法機構全體仝人，熱烈歡迎各位蒞臨本年度的法律年度開啓典禮。藉此機會，讓我向遠道而來的海外貴賓，特別是澳洲高等法院的Susan Kiefel法官表示歡迎。

過去數月以來，社會各界人士討論的焦點總離不開法律及司法機構。這實在不足為奇。即使人們在平常生活中與法庭或法官沒有接觸，法律及法庭的判決仍會為他們的生活帶來實際的影響，有時甚至是深遠的影響。去年，我提及法庭能夠有效地解決糾紛，對社會至為重要。今年，讓我跟大家重申一下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運作的基礎，就是可稱之為「法律持正的精神」這個議題。法律持正的精神以及它所包含的各個層面，是社會對本港法律體制所抱的期望，更是社會對法律體制的訴求。

法律持正的精神
首先，我想從法官的憲制角色開始。《基本法》第九十二條訂明，法官應根據其本人的司法和專業才能選用。法律規定，每名法官就任時必須宣讀一式一樣的司法誓言，宣誓擁護《基本法》，奉公守法，為香港服務，以無懼無偏的精神維護法制。因此，香港法官所致力維護的是法律，法庭所效忠的也是法律。務須達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法庭的核心職能是依法秉行公義。我常被問及，在法庭判案時，尤其是當案件涉及公法和憲法原則時，會否考慮公眾利益。法庭當然會考慮公眾利益，但這並不表示法庭在判案時，會受社會某些界別，或大多數人士，甚至政府所樂於得見的判決結果所影響。公眾利益的意思並非如此。法庭致力維護公眾利益，所指的是法庭在執行法律時，必會遵循公平、公義和維護尊嚴的基本理念。我提及這些基本理念，是因為法庭不單必須引用法律條文的內容，有時候更重要的是要體現法律條文的精神。但無論如何，一切均須以法律及其精神為依歸。不論任何人士或任何機構都不可凌駕於法律之上。

基於法庭判決的性質，每宗案件必會有一方勝訴，同時亦有一方或多方敗訴。以公法範疇而言，案件可能關乎極為敏感的社會、政治或憲制事宜（例如入境事務），而社會的整體利益亦可能受到影響。在此等範疇內，社會中各個界別人士對案件持有不同的利益，對於何謂案件的「正確判決結果」，亦會各持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意見。這類案件定必會為法庭帶來挑戰，因為我們都明白到，無論結果如何，社會上眾多界別的人士仍會對判決感到不滿。在這種情況下，法庭在致力作出公正及正確的判決時，又會以甚麼為依歸？

這問題最終只有一個簡單的答案。我相信這答案亦是合乎公眾期望的。法院處理所有訴諸法院的案件的方式都是完全一致的，就是恪守法律條文，依據法律精神判案。香港法院一日復一日，都是以此方式處理每宗案件，不論是簡單的金錢糾紛、輕微罪行或具重大憲法意義的案件。法官判案時，絕不會抱有既定的看法。法官在處理案件時，必定會保持開明態度，貫徹始終地依據法律判案，絕不偏離憲法所賦予他們的權力範圍以外。

剛才所談及法院處理案件的方式，關鍵在於法院工作是高度透明的。高度透明的司法程序，意味着法院及法官在履行憲法職能，無懼無偏依法斷案時，大眾可以有目共睹。法律持正的精神當中一個相當重要的元素就是司法程序必須有透明度。

司法程序的透明度，展現於兩方面。首先，除僅有的例外情況外，所有法院程序都是對公眾人士公開的。任何市民皆可旁聽法院每一階段的聆訊﹕開案陳詞、證人證供、大律師陳詞，以至法院或陪審團（如有的話）作出的決定。僅有的例外情況是指當法律程序涉及過於敏感的內容時，例如有關兒童權益的案件，若案件進行公開聆訊，則不符合公眾利益。

展現司法程序透明度的第二方面，是法院會為其所達致的決定提出理據。香港法律體制久已確立的特點之一，就是法院會為其所作出的每一決定或判決，提出清楚明確的理據，讓所有人都可以得知。法院提供理據，最起碼可以達到兩個目的。首先，直接參與相關訴訟中的各方，均可得悉法院作出判決的明確理由。這對敗訴的一方尤為重要，以便它有機會就對其不利的判決提出上訴。在香港，上訴制度行之有效，是由於上訴法院可以仔細審核下級法院所作每項判決的理由。第二，從社會大眾的角度來看，任何人皆可從法院判決中的理由，得知法院具體上如何引用法律，如何履行其憲制職能。我認為最後這點正是關鍵所在。正如我剛才提到，就關乎公法的案件和其他備受矚目的案件而言，社會各界人士對於法院應如何判案，或會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唯有提供法院的判決理據以便公眾人士參閱，才可維持他們對法律持正精神的尊重。這些理據使公眾人士接受一些看似不受歡迎的判決結果。案件結果之所以令人接受，正正因為大家得以見到法院在達成判決的過程中，引用法律並一直忠於法律。香港社會期望法院和法官能夠公平、公正地引用法律，而非依據一些含糊、任意的概念來斷案，以圖得出或會較受歡迎或較易接受的裁決。本港法院的判決理據是公開的，讓所有人都可以得知。由區域法院至終審法院，法院的判決書均會上載至司法機構的網站，方便公眾人士免費查閲。

誠然，獨立的司法機構是法律持正精神的基礎。我經常被問及有關司法獨立的情況，以及如何證明香港的司法機構是獨立的。毫無疑問，香港的司法機構是無懼和獨立的，這是一個確實存在的概念，一個在許多人心目中等同於香港成功的概念。我並不期望人人只單憑首席法官的話，便欣然接受香港的司法制度是獨立的。反而大家更應考慮兩項客觀的事實。首先是《基本法》本身的內容﹕香港應有獨立的司法機構，它是香港憲制體系的一部份。此項規定，至少在三條《基本法》的條文中訂明（第二條、第十九條及第八十五條）。

第二項證明司法獨立的客觀事實，可從法庭判決中的理據看到，就是我剛才提及的一點。這也許比任何其他的事情，更能確切地顯示香港的法院和法官實際上如何運作。

剛才，我詳細闡述了我對香港法律持正精神的看法。正如我之前所說，法律最近成為備受關注的焦點。當然，我或任何法官都不適宜評論個別案件，尤其是有待法院審理的案件。然而，必須提醒各位有關香港法律的基本架構和基礎。我們應當謹記，雖然法庭有時候須要處理由政治事件衍生的法律問題，但是法庭及其工作不應被政治化。我完全尊重個人行使言論自由的權利。事實上，我認為可以自由表達言論的社會是健康的社會，而在香港，言論自由始終是受保障的基本權利之一。不過，法庭和法官是不會受近日眾多不同意見所左右。法庭和法官從不間斷恪守法律及法律的精神。這絕對是社會大眾對司法機構的期望。

香港的法官
獨立的司法機構，仗賴才能卓越、地位尊崇的法官來秉持公義。剛才我已提及《基本法》第九十二條，此條文規定司法人員應根據其本人的司法和專業才能選用。這些法律所訂明的才能是委任法官的唯一準則，原因亦當然不難理解。除了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外，《基本法》並沒有對其他法官的國籍作出規定。實際上，《基本法》（同樣是第九十二條）訂明司法人員可從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聘用。《基本法》第九十四條與此相符，訂明香港政府可作出有關外來的律師（和本地律師）在香港工作和執業的規定。香港畢竟是普通法的司法管轄區，並獲世界各地承認為普通法適用地區。我們的法庭在國際社會間享有盛譽，備受推崇。《基本法》清楚訂明普通法在香港適用。普通法制度過往在香港行之有效，將來亦會如此。而普通法及其運作，是以能為社會及市民的利益秉持公正公義作為依歸。

終審法院作為香港最高級的法院擁有香港的終審權。《基本法》第八十二條特別規定，終審法院可「根據需要邀請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參加審判」。自1997年7月1日起，終審法院在差不多所有的上訴案件中，均邀請一名來自海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參加審判。這些來自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包括目前及曾經在其本身的司法管轄區擔任最高級別司法職位的人士。他們對於終審法院和香港來説，一直是不可多得的骨幹成員。目前，我們有10名來自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兩名前任澳洲高等法院首席法官、一名前任新西蘭最高法院法官、三名前任英國最高法院成員、兩名現任英國最高法院成員、前一任英國最高法院院長及現任英國最高法院院長。這些法官無疑為終審法院及其工作開拓了重要的層面。終審法院審理的上訴案件中，不少權威性的判決書是由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非常任法官撰寫的。法官、法律界及法律學者廣泛認同，終審法院的「第五名法官」（對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非常任法官一貫的稱謂）對香港的法學發展作出了莫大的貢獻。他們獲得市民的信任，將來也必如是。我們必須謹記，當一名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獲委任為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時，他與香港其他法官一樣，必須作出相同的司法誓言，成為香港的法官。

終審法院遷址
最後，就終審法院從炮台里現址搬遷至昃臣道的計劃，我想簡述一下最新情況。我們預期，終審法院將於2015年年中遷至新址。乍眼看來，這似是很久以後的事，然而搬遷計劃涉及結構測試，仔細修復這座古老的建築物，使它重現昔日的風貌，當中需要為終審法院設計實用（及更寬敞）的法庭，因此是一項規模龐大的計劃。我熱切期盼大樓日後不僅可供終審法院使用者使用，亦歡迎市民大眾到訪。這座莊嚴的建築物將屹立不倒，時刻標誌着香港的法治精神。

結語
聖誕節剛剛過去，農曆新年即將來臨。這是我們與家人歡聚慶賀的日子。我謹代表司法機構全體仝人，祝願各位和你們的家人身體健康，生活愉快！謝謝。

馬道立：法庭恪守法律精神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說，法庭的核心職能是依法秉行公義，在法庭判案時會考慮公眾利益，但並不表示法庭在判案時，會受社會某些界別，或大多數人士，甚至政府所樂於得見的判決結果所影響。

馬道立今天（1月14日）在2013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上表示，即使市民在平常生活中與法庭或法官沒有接觸，法律及法庭的判決仍會爲他們的生活帶來實際的影響，有時甚至是深遠的影響。法庭致力維護公眾利益，所指的是法庭在執行法律時，必會遵循公平、公義和維護尊嚴的基本理念。

法庭不單必須引用法律條文的內容，有時候更重要的是要體現法律條文的精神。但無論如何，一切均須以法律及其精神為依歸，不論任何人士或任何機構都不可凌駕於法律之上。

他說，雖然法庭有時候須要處理由政治事件衍生的法律問題，但是法庭及其工作不應被政治化。言論自由在香港是受保障的基本權利之一，但法庭和法官是不會受近日眾多不同意見所左右；法庭和法官從不間斷恪守法律及法律的精神，絕對是社會大眾對司法機構的期望。

馬道立說，《基本法》沒有對其他法官的國籍作出規定。一名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獲委任為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時，他與香港其他法官一樣，須作相同的司法誓言，成為香港的法官。他預期終審法院於2015年年中從炮台里現址搬遷至昃臣道新址，期望大樓日後不僅可供終審法院使用者使用，亦歡迎市民到訪。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在典禮上表示，他作為律政司司長，定必堅定不移地維護法治和司法獨立。大家都認同，法治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他說，每當有法律程序對社會、經濟或政治帶來重大影響，都會引起公眾爭議。然而，法律問題應該透過司法制度解決，這是法治概念的重要一環。因此，如真的尊重法治，則不論訴訟人是個人、公司或政府部門，都應絕對尊重訴訟人透過司法體系解決法律問題的法律權利。

香港擁有世界級的司法機構，亦享有真正的司法獨立，所以應有信心案件如何具爭議性，法官也會完全獨立地嚴格按照法律就案件作出裁決。當局絕對尊重言論自由和公眾發表意見的法律權利，但必須保持謹慎，讓法官能夠在沒有不當干擾或任何形式壓力的環境下判案。

(Source)

中國夢，憲政夢---終於找到南周原版新年獻詞

《南方週末》評論部編輯戴志勇

天地之間，時間綻放。

這是我們在2013年的第一次相見，願你被夢想點亮。

2012年，你守護自己的生活，他們守護自己的工作。守護這份工作，就是在守護他們對生活的夢想。

2012年，廟堂之上發出的憲政強音嗡然迴響：“憲法的生命在於實施，憲法的權威也在於實施。”我們期待憲法長出牙齒，憲政早日落地。惟如此，才能成就這個滄桑古國的艱難轉型；惟如此，國家與人民，才能重新站立於堅實的大地之上。

今天，已是能夠夢想的中國，今天，已是兌現夢想的時代。經歷過憲政缺失的“文革”夢魘，我們花費三十多年的時間來逐漸回歸常理與常情。從土地聯産承包責任制到個體戶、鄉鎮企業到“民企”，稍稍歸還國人自主安排生活的權利，我們便創造了繁華城市，收穫了滿倉糧食。

我們重新體認什麼是真，什麼是假，是其是，非其非；我們重燃對公義的熱愛，對自由的嚮往。面對暴虐強力，我們雙手相握，一起走過艱難時刻，迎接生活轉機。

今天，我們終於可以從厚厚的歷史塵埃中挺起胸，從瑣碎的日常生活中抬起頭，重走先輩的憲政長征，重溫先輩的偉大夢想。

一百七十多年前，我們開始從天朝上國的迷夢中醒來。先敗于英，後敗于日。百姓愈加民不聊生，恥感深深刺痛中國士人。保國！保種！由洋務而君憲，由立憲而革命。從器物到制度再至文化，激憤者不惜徹底打倒“孔家店”，決絕地將自己的文明連根拔起。

辛亥革命後，清帝退位，先輩們終於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但是，一個自由、民主、富強的憲政中國並沒有隨之而來。

國家內外，戰爭連連；人群內外，殘酷不斷。

一度，人們遠離仁，遠離義，遠離天道，遠離對自由的堅守。

一度，人們認錯為對，指鹿為馬，萬千生靈生機斷絕。

美夢與山河，齊齊破碎。自由與憲政，雙雙消隱。

度盡人世劫波，深味人性幽暗，我們依然是能做夢的人，有顆能做夢的心。

今天，我們斷斷不只夢想物質豐盛，更希望性靈充盈；我們斷斷不只夢想國力能強盛，更希望國民有自尊。新民和新國，救亡與啟蒙，誰也離不開誰，誰也不能壓倒誰。而憲政便是這一切美夢的根基。

兌現憲政，堅守權利，人人才能心如日月流光溢彩；鰥寡孤獨才能感受冬日暖意而非瑟瑟發抖；“城管”與小販才能談笑風生；房屋才能成為自己與家人的城堡；

兌現憲政，限權分權，公民們才能大聲説出對公權力的批評；每個人才能依內心信仰自由生活；我們才能建成一個自由的強大國家。

兌現憲政大夢，每個人才能做好個人的美夢。而這需要我們就從手邊做起，就從守護此時此刻的生活做起，而不要將重任留給子孫.

很多人一直深深懂得這一點，很多人早就努力踐行這一點。

不是傑出者才做夢，是善於做夢者才傑出。

你的天賦權利就是可以夢想，並且兌現夢想！

為你的夢想鼓掌，為這個國家的夢想加油，這就是很多新聞人的夢想，是他們不大不小的野心。他們忠於新聞，更忠於內心。願你也有個玫瑰色的美夢；自由成就自己，完成天之所賦。

總會夢想人人都可以做一個有尊嚴的人，不論身居高位，還是街頭賣藝；

總會夢想人人內心有愛，即使罪犯也未必窮兇極惡，總有惻隱之心自由閃動；

總會夢想階層只是引人自由流動的動力，而不再是相互猜忌和仇視的天塹；總會夢想這五千年文明生生不息，為改善人類的現代處境，捧出一掬甘冽清泉……

兌現這一千一萬個夢想，才能撫平這一百多年的刻骨痛楚。

兜兜轉轉一百七十年，美夢成真何其難！一百七十年後，依然有人渴望良知萌新芽，重溫天命之謂性；依然有人堅持要求權利一一落地，政治復歸於正，公義自在流淌。

依然有人相信，不管多難，夢想終會落實為憲政良制，風行為敦敦美俗。

先輩們篳路藍縷，踐義成仁。如今，後人承繼其志，燃燈前行。

兌現夢想，自然要借鑒前賢智慧，與古人的信仰、習俗和情感和解。儒釋道法墨，百家皆是源泉；周漢唐宋明，代代皆有可取。

但這決不是要復古，古人不能給予今天所需的一切。只是不再輕易貶損先輩，平心靜氣地吸收轉進，以讓中華文明開新花，結新果。

兌現夢想，自然要吸取世界經驗。所以要認真審視希臘民主，羅馬法治，借鑒英美憲政，追趕現代科技文明。

但這也不是僅僅作一個西方文明的優等生，西人有西人演進的軌跡，同樣未必能直接給予我們今天所需的一切。

我們要站在自己的大地上，與各國人民一起，生活出一種古今相融的新生活，文明出一種中西合璧的新文明。在古今中西的激蕩中，要遵循人類共通的價值，也要不憚于做自己的新夢。

稱美古人，讚揚鄰居，不是因為他們足夠完美，而是因為我們熟悉他們眼中洋溢的快樂，心底流淌的自由。

中國人本應就是自由人。中國夢本應就是憲政夢。

憲政之下，才能國家持續強盛，憲政之下，才有人民真正強大。兌現憲政夢想，才能更好地外爭國權，維護國家的自由；才能更好地內爭民權，維護人民的自由。而國家的自由最終必得落腳於人民的自由，必得落腳於人人可以我口説我心，人人可以用心做美夢。

生而為人，誰能不熱愛自由？這自由，不僅是權利針對權力而言，也是寬恕針對報復而言，是般若針對無明而言，是仁愛針對暴虐而言，是有道針對無道而言。

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萬物自在，各正性命。這就是古人的夢想，先輩的夢想，也是今天很多人的夢想。

中國夢，自由夢，憲政夢。

萬物速朽，但夢想永在。萬物誕生，因夢想不滅。夢想就是生生之幾，就是當你失敗了一百次，那第一百零一次充實你內心的不死之希望。

依然有人傾聽你的夢想，期待你敢於做夢。你從苦難中爬起，他們為你加油；你嘗盡人世冷暖，他們為你加油；你收穫美好生活，他們為你加油……他們別無所資，惟有對夢想的執著；他們別無所長，惟有對真相的追求。

一句真話能比整個世界還重，一個夢想能讓生命迸射光芒.

�X�B:中國夢，憲政夢---終於找到南周原版新年獻詞　　傳承香火做真中國人 - 龍騰天下 - udn部落格http://blog.udn.com/amlink/7208801#ixzz2HRUxLOnp

The development of Northeast NT in Hong Kong

There are lot of citizens against the development plan because of damage to the ecosystem, the existing farming community and waste of urban area needed for redevelopment.

Som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organizations urged to develop the nearby golf course without thinking that it is unique tournament venue for Hong Kong Open for many decades.

Though there some sessions of public consultation, the public opinion was rejected without a good reason. Thus the public anger develops for a few months.

The bundling negotiation technique used by  legislators may be annoying. However, it is not good for a government to ignore it. The government should reveal more its own principles and rationale.

On the other hand, the citizens who fights for local interests may set up a shadow cabinet to conduct a more open and sound public consultation. It can help citizens to gain more bargaining power. It also be a good chance to practice autonomy which should be legal under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t is also what Hong Kong Autonomy Movement fights for.

新儒家思想

其實中國古代儒家思想在清朝已經開始沒落，從原本以禮儀形式來體現仁的精神與道德變成只注重形式。當西方列強入侵中國時，中國文化已經非常僵化，不能自我完善，更不能面對當時科學精神及民主自由思想衝擊。從洋務運動的半信半疑，到五四運動的徹底西化，文化革命的徹底破壞，基本上走上厭棄本身文化的道路。可是，當放棄原有價值的時候，卻未能接納或者建立新的價值。在這個社會轉變的時候，出現了社會價值真空。輸入了馬克思思想仍然未能解決問題。唯物主義未能針對人性與文化提供恰當的思想架構。直到80年代，學者由儒家思想探索，希望建立新儒家思想，讓它成為現代中國的社會價值。

當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提出了「三統論」的解釋，嘗試疏清中國現代化的問題。所謂「三統」就是道統、學統、政統。道統代表著道德主體，即肯定道德價值的重要性，肯定孔孟所開出的人生及宇宙的價值根源；學統代表著知性主體，即肯定科學發展的意義，肯定學術的獨立性；政統代表著政治主體，即肯定民主政治的必然性。如果傳統道德價值與現代自由民主平等兼容，便能夠為現代中國建立穩定的價值。

可惜，單單肯定道德價值，卻沒有實際操作，於是流於空泛概念。當中需要更多更複雜的問題。

再思考香港國民教育

從宏觀角度看香港的國民教育，首先要分析怎樣才是國，怎樣是國民，怎樣是教育，怎樣是國民教育，最後怎樣做香港的國民教育。

國家用什麼來建立？歷史因素？如果單單是歷史因素，為何有些國家會分裂？種族關係？如果單單是種族關係，美國不能從英國分裂出來，外蒙古不會與內蒙古分開。地緣關係？也不能解釋北越不能與中國合併，比利時不與法國合併，列支頓士登既不與奧地利合併，也不與瑞士合併。文化呢？多元文化的移民國家如何自處？為什麼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文化相近卻又不能自組一國？可見國家之所以成為國家，需要各種紐帶，既要歷史因素，也要種族關係，地緣關係，文化關係。

看看香港。歷史因素，香港是從滿清分割出來。中華民國則從消滅滿清而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則從中華民國的國土中誕生出來。既然滿清已亡，香港則與中華民國的關係較大。種族關係，當年大量難民從大陸湧入，所以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較大。地緣關係，當然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較大。文化關係，則與中華民國非常接近。反觀，大陸使用普通話和簡體字，香港使用廣府話和正體字。大陸婚嫁傳統不再，香港婚嫁傳統仍存。大陸的儒釋道蕩然無存，香港的儒釋道仍存。

平情而論，其實香港與兩岸關係相對緊密。只是中英談判前，中華民國已經退出聯合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卻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促使香港主權移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民在中國語言中出現的歷史其實很短暫。清末前，只有百姓。國民概念來自歐洲。由於古代人口流動不大，擁有(1)共同歷史，(2)風俗文化，(3)語言文字，(4)種族，並且(5)居住在一起，他們慢慢形成了國民意識。他們的共同特徵比較多。套用相同理念，中國有５６個民族，當中漢滿蒙回藏的語言文字文化風俗各有不同，便希望虛擬的中華民族能夠把他們綑綁在一起。明顯是５６個民族，卻生硬地加入中華民族。缺乏價值觀的聯繫，既不是儒家思想，也不是什麼宗教思想，更不是西方價值，大陸曾擁抱的馬克思思想，改革開放後也蕩然無存，基本上是價值真空。因此，國民觀念並不紮實。隨著經濟全球化，語言風俗文化種族之間交流日增，同時不斷衝擊國民觀念，卻催生了全球公民觀念。現代西方國家普遍依靠社會契約，人權，法治制度，公民社會等理念，公民的權利義務都會明文規定。這可類比作加入某間公司。其重點是遵守法律，使社會正常運作。可見國民是歷史產物，公民是現代產物。香港與大陸自１８４２年開始分隔，長達１５５年。 風俗文化，語言文字已經不同。因此，國民觀念非常脆弱。

教育，固然要教授知識，更要培育人格。建立良好的價值觀，建立人格。以課程方式教授知識，以活動方式培育價值觀。價值觀要在生活生根。情感也要在生活生根。

公民教育和國民教育最基本要使國民認識國家，認識國家的真實面貌。當然更要培養國民的歸屬感。這是十分合理。

可惜，香港的國民教育以情感了解國情，那麼便是以情感蒙蔽理性，忽略大陸的謊話。因為大陸所寫的近代歷史充滿謊話和隱瞞很多事實，導致大陸的中小學生都以為共產黨繼承孫中山辛亥革命的理念，以為五四運動與共產黨甚有關連而忘記科學與民主，以為共產黨是抗日主力，以為共產黨的文化大革命受到反革命集團操控，以為文革徹底摧毀中華文化非常正確。

另外，身份認同是雙方面的。香港與廣東同氣連枝，都屬於嶺南文化，講廣府話。近年廣府話被打壓被矮化，三權分立的精神也被蔑視。這都破壞安全感和歸屬感。國民身份認同是內在情感活動，不宜混在以知識為本的課程中。試想親子活動變成課程會有什麼效果？只會得到虛偽情感表達的章法。追求客觀的知識與真相卻充滿主觀情感色彩，最後影響判斷。認同身分需要內在化，與個人身分結合，否則好像背後貼上一隻大烏龜。內在化這個心理過程需要培養，培養需要有質素的互動，建立類似一段共同而且愉悅的生命歷程。如果以為認知自自然然促使認同，世界上應該不會出現分離運動。

香港國民教育的滲透率其實很高，在中文，美術，體育，常識，科技教育中鋪天蓋地出現。學生困在國家的世界，反過來損害學生國際視野，也損害本地情懷。模糊了香港人的身份，損害一國兩制的其中一制。

香港國民教育的對象本應是國民。可惜，政府忘記了香港只有法理上的居民和永久居民。雖然香港聲稱中國籍的大約佔９０％，但推行國民教育的對象竟然包括了主流學校的非中國籍居民。須知道中港主要是地緣關係和種族關係，大陸和非中國籍居民的所謂地緣關係是不能培養歸屬感。加上母語教學，他們都不是學中文。最終，他們會被排斥，香港難以保持國際城市的特色。

另外，同儕互評學生國民身份認同是不專業的方式。第一，學生評核能力不足。第二，身份認同和歸屬感是內在情感，外在行為卻可因人而異。這樣推行國民教育，非常不智。

最後怎樣做香港的國民教育？一國兩制下，應該保持中國國民及香港居民的雙重身份。認識國家，應該以事實為基礎，以中國歷史科和國家版的經濟及公共行政科為核心。認識香港，以香港歷史科和本地的經濟及公共行政科為核心。身份認同，應該依靠課外活動和生活體驗，最終讓他們充分行使香港居民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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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國民教育

新加坡也有自己的國民教育，而且信息明確。培養新加坡國民的認同感，自尊，自豪感。了解國家歷史。明白國家獨特的挑戰，限制，脆弱的一面和特質。還要提煉生活中核心價值。自１９９６年至今，已經舉行大大小小活動，當中不乏社區參與。這些都是希望能夠傳達６大信息，包括新加坡是我家，保持種族及宗教和諧，捍衛賢人和廉潔，自力更生，保護國家，並且對將來有信心。這裡可見國民教育正常的一面，其背後理念與團隊精神沒有大分別。


隨著全球化，人類世界和國際問題日益嚴重，好像新變種的流行病，跨國金融監管，地區和平事務，世界貿易組織衝突，全球氣候改變，公平交易，食品安全，都促使世界公民意識抬頭，也衝擊著國民身分認同。好像陳馮富珍擔任世界衞生組織總幹事，也會拋開國籍隔閡，以顧及全球人類健康為首要工作。


試問一下，如果國家因為國家安全而多行不義，秉持公義的國民應否大義滅親，還是顧及國家面子？這類課題，我們往往需要深思。

思考香港國民教育

中國內地及香港所推出的國民教育引發很多問題。國民教育本來是希望籍公民認同自己的身份，而最終形成一個團結的國家。

是否可以通過課程來提升身份認同？先要弄清楚什麼是身份認同。首先是身份認知。大部分幼兒園的小朋友不清楚自己是屬於哪個社群或者宗族的成員。大朋友則知道擁有中國護照就代表擁有中國籍。


對國民身份認知，更需要認識國家，認識國家真實面貌。丟棄中國歷史，破壞國民教育基礎，是非常愚蠢。國民需要知道國家所有重要的德政和劣行，如教材故意調整優劣比例就是歪曲事實。



國籍或者任何一種身份是應該有辦法區別出來。可惜，隨著人口跨國流通，各樣種族通婚，國籍越來越難區別。擁有相同國籍的人缺乏共同特質，於是國籍成了抽象的概念，要憑著國內社會現象和國際舞台上的國家行為來建立。

對於一個國家，縱使全國國民知道了自己擁有國籍這個身份，都對國家沒什麼幫助。因為國家的正常運作需要國民參與，參與需要國民認同自己的身份。認同就是把自我與外在身份建立正面關係，所以認同是個內在心理過程。



建立正面關係的基礎可以是有一段共同的歷史，可以是種族上的關係，理念上的類同。如果是歷史長期割斷，種族關係薄弱，理念南轅北轍，加上一些衝突，便可能產生敵對關係。


反觀課程可否填補歷史？不能。但過去十五年，正在建立共同歷史，是一段悲喜交集的歷史。


課程可否填補種族上的關係？當然不能。特別是當孫中山虛擬中華民族之後，滿漢分野變得含糊，經過明清兩代，漢蒙不清，經過宋元，五胡混雜，種族概念越來越抽象。可見種族關係薄弱，全球化也使地緣關係薄弱。退而求其次，就是依靠語言文字，正如當初秦統一六國。不知道利用普通話教中文是否這個原因。


課程可否彌補理念的差異？更加不能。灌輸理念，特別是政治理念，會弱化獨立思考，批判精神，正好與通識科相違背。更可況，外國的德道課程更強調學生以理性和獨立思考方式反思德道問題。因為很多德道觀念隨著時代而不斷演變，隨著辯論而加深認識。


從以上三個方面，國民教育不能以課程來推廣。能以課程來推廣的是中國歷史及現今政治體制。

從區議會到行政會議

自殺局後，地方市政管理權力沒有根據原來承諾移交到區議會，反而集中到港府核心。市民不能高度參與管理，退而只有提供意見。區議會成為可有可無的咨詢組織。

隨著泛民過份集中高階政治訴求，忽略基本地區工作，更忘記多年來新移民比較重視切身基本民生問題。讓保守派/建制派控制區議會大部份議席。嚴重高階政治及社會訴求進入政府核心的渠道。

政府漸漸忽視其他意見。根據練乙錚所見，各大咨詢組織如平等機會委員會充斥大量政府委任的專家，而缺少一般市民代表。大多數會議都不公開，等於閉門造車，市民無法監察。於是政策到最後階段才面對市民，反彈力度自然十分大。

近年來公眾咨詢，意見收集過程有所不公，採納準則欠透明。市民無法了解政府，怨氣加深。

最後行政會議也缺乏不同聲音作深入討論。中央政策組也不是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必然環節。它的政策研究功能被弱化。

整體來說，欠缺咨詢，欠缺研究，欠缺討論，欠缺溝通都是管治上基本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