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二十五周年

於維多利亞公園所舉行的紀念儀式已經到了二十五周年。參與和主辦的憑著一點良知堅持到今天。大家都追求社會公義和民主。多年來的紀念儀式已經成了香港的標誌，但並不是追求社會公義和民主的唯一方法。要知道，重複做事而妄想有新結果是傻的。

集會的其中一個口號是建設民主中國。可是除了喊口號，二十五年來還做了什麼？若非改革，便是革命。橫貫世界歷史，英國花了500年從立憲到憲政，德國用了60年來推動憲政，日本用了20年來實現現代化。可惜，中國自1906年到今日仍然沒有憲政。108年呀！

為何？民主皆不是中日文化本來有的理念。其本因是學習能力和開明態度。日本習慣學習。唐朝時學習中華文化，200年前學習西方文化。學習荷蘭人的醫術，德國的軍事。可是中國自元朝卻日漸保守。縱使唐朝有很多外國人居住、外國食物、外國服飾、外國娛樂。宋代有四大發明。自元朝，菁英殆盡，全國成奴。心思都在元曲。社會、政治、哲學、科學、教育和航海的發展自明朝終止。發展萬萬不及先秦時期百家爭鳴。清朝的學術發展墮落到只有考據學。流失大量古代智慧和知識的同時，反而歐洲的教會協助傳遞知識。有些人認為佛教傳入中國代表中國有包容的文化，但不知道佛教傳入中國後需要扭曲部分觀念，才能得以傳揚，以免衝撞中國傳統家庭觀念。外地文化傳入最後都只是強化本身文化，而非改進自身。最多只是輕微改良老庄道學。談不上促進整體文化發展。若你研究打醮，便發現道教、佛教和其他宗教儀式一應俱全。所有儀式只是工具，完全忽略是否合理，是否統一。

學習能力有兩個方面。其一，像職業培訓，學習工藝知識。其二，像學術研究，通過實驗和論證，創造新知識。中國長時期以不斷嘗試來磨練工藝，卻誤用來作新舊之間取捨。當社會愈來愈複雜，超越了新舊模式，便無法處理問題。大部分君王都是依靠一些如周易和五行學說等道德觀念來管理天下。當現象不符理論，便以為子民缺乏教化，而不認為理論有缺憾。從所謂疏不破注，便可見他們故步自封。於是政令推行時，竄改報告掩飾錯失，也會用來奉迎君王所信奉的學說理論。從人口紀錄，準確率比日本低很多，便知情況有幾嚴重。時至今日，也是如此。禁制上訪，製造和諧假象。

學習能力低，也可能源於古代已經崇尚直觀和頓悟有關。缺乏學習和思考方法，依靠天人感應。哲學推論不足，或者推論起點太高，導致後繼無人。中國哲學家數目和諾貝爾得主跟人口比較是不成比例。這跟開明程度有關，加上文化的複雜性，文化惰性更強。

可知道，民主不只是政治制度，也是生活方式，是文化一員。人民需要相信制度背後的宗旨，才能運作得宜。這不是功利主義者的習慣。需要思考模式的轉變。歷史告訴我們中國大陸沒希望。沒有比政府更強大的改革動力。因此香港民主化不能依靠中國大陸的民主化。

維園集會的第二個口號是平反六四。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失敗後，貪腐集團更有財有勢，成了今日社會支柱。社會道德淪喪，精神支柱消失，毫無歸屬感。沒有是非，只有財勢，專制社會牢固不破。歷史教訓不斷重複。抱著文明國度中的西式社運來追求平反六四，而缺乏其他策略部署就是傻的。

除了喊口號，可做什麼？首先要認清自己身分。香港人講英語，講廣府話。相信孝道，人文關懷。相信禮義廉恥，相信理性、公義、法治、民主。比中國大陸人，香港人揉合華夏和西方文化。可惜移民潮和主權移交後，菁英外流，社會發展停滯不前。華夏文化的深層問題懸而未決。重修華夏文化，鞏固兩大基石之一；結合西方憲政，使之現代化。從而建立歸化香港計畫，抵抗千瘡百孔的國民教育。從而建立政策設計準則，以復興本土經濟，吸引海外人才，抵抗經濟全球化的風險。要強化香港為華夏文化中心，以文化和社會制度來建立自己長遠優勢。

(English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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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名人錄一

孫中山

孫中山早年曾受中國傳統教育，在香港西醫書院第一名畢業，期間認識西方世界較深，通曉粵語、官話、英文、日語。曾上書李鴻章，要求滿清朝廷改革。後因清朝積弱不振，於中日甲午戰爭時，在檀香山加入由楊衢雲創辦之中國第一個革命團體興中會，後在東京合併改組為中國同盟會，擔任總理。倫敦蒙難使其聞名中外，多數外國人視其為中國革命領袖。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前，孫曾在美國收到黃興匯款電報，而辛亥革命主要由中國同盟會中部機關部湖北負責人居正主導下，由受革命思想啟發之新軍團體「文學社」社長蔣翊武與同盟會會員組成「共進會」孫葆仁發動起義。起義爆發隔天，遊說英、美、法、德政府與四國銀行團，要求列強保持中立與終止對滿清貸款，並且支持中國革命。歸國後被多數革命者認為他聲望與能力足以成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領導人，因此被選為臨時大總統。

伍廷芳

伍廷芳，清末民初外交家、法學家、書法家。他是首位取得外國律師資格的華人，也是香港首名華人大律師和首名華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之後回中國從政，是中國近代有名的外交家。三歲時隨父親回中國廣州芳村定居，在廣州讀書。十四歲時在親戚陳藹亭陪同下往香港求學，在聖保羅書院就讀，畢業後於1861年任香港的高等審判庭、地方法院等的翻譯。1860年，創辦中國第一份中文報紙《中外新報》和《香港華字報》。1882年10月底，伍廷芳離港北上，到天津接受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的邀請，任法律顧問，成為李鴻章的幕僚。其間曾參與1885年中法新約、1886年長崎事件、1895年馬關條約等的商議，擔任馬關條約換約全權大臣。亦曾任中國鐵路公司總辦等職，創辦中國歷史上第一條經政府批准興建使用的鐵路唐胥鐵路。1911年辛亥革命後，伍廷芳支持革命，上《奏請監國贊成共和文》、《致清慶邸書》，於12月的南北議和中代表南方政府，出任民軍總代表。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建立後，任南京臨時政府司法總長。1919年，任廣東省省長及後一路追隨孫中山。1921年孫中山於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伍任外交部部長，兼財政部部長、廣東省省長；更曾一度任代行非常大總統。

王寵惠

王寵惠，廣東東莞人，生於香港。中華民國政治家、外交家、法學家。歷任外交總長、司法總長、國務總理、代理行政院院長、中華民國第一任司法院院長、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等職務。14歲時入天津北洋西學學堂二等學堂（今天津大學前身）法科預科。1900年（光緒26年）畢業獲欽字第一號考憑，為中國第一個獲得國內大學（或專科、大學預科）文憑者。此後他任上海的南洋公學教官。1901年，他留學日本學習法律、政治。在日本，他發起成立國民會，並任《國民報》英文記者。1912年1月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他被任命為外交總長。袁世凱死後，他就任法律編纂會會長。1920年他任大理院院長、北京法官刑法委員會會長、法理委員會會長。他和胡適等人在《努力周報》上共同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說明憲政的實行需要有好人組成政府（「好人政府」）。1922年11月，財政總長羅文幹被總統黎元洪命令逮捕，王寵惠內閣上台不久就倒台了。1923年，他任海牙常設國際法院法官。

楊衢雲

楊衢雲，廣東東莞出生，中國近代革命家，1890年於香港創立最早的革命組織輔仁文社，創辦興中會且為首任會長，負責策劃廣州起義。1901年在香港遭清政府派人刺殺。

陳言

陳言，字善言，號藹亭，廣東新會人，清末報業家、外交官。曾任香港裁判處通事（譯員），香港《德臣報》翻譯、副主筆。1871年，在親戚伍廷芳、何啟等幫助之下，他以《德臣報》中文版名義創辦《中外新聞七日報》。1872年起獨立發行並改名《華字日報》。1878年出任清廷駐美國使館參贊，旋調任駐古巴領事（兼駐馬丹薩）。1884年起改任駐馬丹薩領事。1886年升任駐古巴總領事，1893年離任。

晏陽初

晏陽初，中國平民教育家和鄉村建設家。是中國平民教育的先驅。四五歲時開始到父親開設的塾館念書，接受啟蒙教育。十三歲時，進入內地會傳教士開辦的天道學堂讀書，1906年畢業，經校長推薦到成都華美高等學校學習。1910年，因對華美校風的不滿而退學，在成都一中學任英語教師。1911年結識了英國青年傳教士史文軒，協助他創辦輔仁學社。同年9月因保路運動爆發而返回巴中，在巴中中學擔任英語教師。1912年夏天，晏陽初返回成都繼續在輔仁學社工作，同年年底他接受史文軒的建議，赴香港深造。1913年他順利考取香港聖保羅書院，並獲得該校英王愛德華七世獎學金。1916年同年他入美國耶魯大學攻讀政治學與經濟學，後獲學士學位。在耶魯大學求學期間，晏陽初還曾經受教於塔夫脫和威爾遜兩位美國前總統。1920年，晏陽初在普林斯頓大學研究院獲碩士學位。回國後他首先在上海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智育部主持平民教育工作，期間編製刊行了《平民千字科》等教材。1922年晏陽初發起全國識字運動，號召「除文盲、做新民」，3月他轉到湖南長沙組織平民教育討論會，並在長沙推行他的《全城平民教育運動計劃》。1923年在北京，成立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周壽臣爵士

周壽臣爵士，香港島黃竹坑新圍人，晚清高級漢族官僚，20世紀初期香港政商界著名人物，曾於1918年參與創立東亞銀行，並長年擔任該銀行之主席達三十多年。周壽臣為香港殖民地時期第一名華人議政局成員，作為政府及民間華人的溝通橋樑。另外，周壽臣亦熱心公益，積極參與慈善活動。曾經於1929年創立香港保護兒童會，又先後擔任保良局及東華三院顧問一職。

廖仲愷

廖仲愷，中國國民黨革命元勳之一，國民黨左派人物。當孫文於1923年1月和蘇聯發表聯合聲明後，廖仲愷被孫文派往莫斯科進行更進一步協商，同時蔣介石也被送去學習蘇聯政治和軍事制度。

唐紹儀

唐紹儀出生於廣東省香山縣，父親唐永大在上海經營茶葉貿易。唐紹儀從小在上海讀書，亦曾就讀於香港皇仁書院，1874年12歲時被清朝公費派至美國留學（第三批留美幼童），後來肄業於哥倫比亞大學。回國後，被派到天津水師洋務學堂繼續讀書。1895年被任命為駐朝鮮總領事。1907年，唐紹儀出任首任奉天巡撫，負責處理東北地區的外交。1910年他任郵傳部尚書。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唐紹儀在「南北議和」事件中擔任清政府代表，與南方民軍代表伍廷芳在上海進行談判議和。1917年8月，唐紹儀南下參加護法運動，9月17日孫中山就任軍政府的大元帥，並任命他為的財政部長，但他始終未就任。1918年5月，軍政府改為總裁制，唐紹儀被國會推為七總裁之一。1919年南北和談，唐任南軍代表。